合肥欢乐城项目烂尾 政府何时不再患“招商饥渴症”

　　近日，媒体传出合肥胜利广场欢乐城实际控制人张瑛即将受审的消息，让烂尾近3年的该项目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内幕被揭开，曾经令人炫目的招商“大手笔”却是那么地不堪。

　　浪费公帑、虚夸政绩令政府形象受损，而简政放权、为百姓谋福祉则让政府加分。本周，当安徽宣布停开单身证明时，迎来了舆论的一片赞声。

　　 停开单身证明获得赞声一片

　　继公安机关不再开具18种证明后，民政部门也开始对开具单身证明说“不”。9月23日，媒体报道称，安徽省已正式下发通知，除对涉台和9个国家的公证事项仍可继续出具证明外，即日起，全省各地婚姻登记机关不再向任何部门和个人出具(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我妈是我妈”、“我老公是我老公”、“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一段时间以来，层出不穷的“奇葩证明”引发舆论一轮又一轮的不满。有统计称，人的一生常用证件至少有一百多种。为了办一个证明或盖一个章，不少人“跑断腿”，花在上面的时间、人力、物力等成本“不计其数”，让百姓苦不堪言。

　　奇葩证明也好，证明过多也罢，说到底还是权力任性，背后折射的是政府审批事项依然过多的现状。同时，也体现出一些政府部门职能交叉、管理分割、不愿担责、服务意识差等一系列问题。

　　大大小小的证明都是权力的象征，每一次办证都彰显了权力的存在。这显然与当前简政放权的呼声显得格格不入。应当看到，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简而不放、放而不简、放而不管的现象。在一些办事服务大厅窗口，仍未解决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表示，要彻底清理奇葩证明，需要从法律法规上规定一个底线。哪些情况下需要有证明，法律法规要明确列举出来；凡是没有列举出来的,任何部门机构不能再要求开具这些证明。另外，有关部门要改变思维方式、管理模式，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过程，最大限度为百姓提供便捷的服务。

　　可以说，政府部门真要下决心解决“奇葩证明”的问题，最大障碍不在技术，而在管理思路。正如《四川日报》评论所说：聚焦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取消不合理的证明，具有治标之能，却无治根之效。全面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依法治理水平，才是根治类似“奇葩证明”问题的良药。

　　 政府何时才能摈弃“招商饥渴症”？

　　在全国22个城市留下十多个烂尾工程，令数千名购房者一贫如洗，仅仅在合肥，她就骗到了4亿多元。这个人就是合肥帝宇房地产公司实际控制人张瑛。

　　9月22日，一则《合肥胜利广场欢乐城原女老总将受审》的消息，让胜利广场欢乐城项目再度进入公众视野。

　　根据当时规划，胜利广场欢乐城项目总投资达30亿元，整个工期预计14个月。然而，2010年底就开始改造的项目，在2012年突然停工，最终成了一项烂尾工程。直到今年6月份，在烂尾近3年后，胜利广场欢乐城才找到新东家。

　　据媒体报道，张瑛利用“空壳公司”拿到该项目，在没有办理项目相关审批手续的情况下，采用售后返租、约定回购的销售方式，许诺高额回报，诱骗社会公众投资。

　　事实上，受骗的又岂止是合肥一个城市。张瑛的“杰作”在各地开花：漯河双汇广场地下空间项目、信阳体彩广场地下空间项目、驻马店靖宇广场地下空间项目、石家庄文化广场欢乐城项目、武汉首义广场欢乐城项目、漳州人民广场欢乐城项目。据统计，直至今日，如此多的项目都已烂尾，至今还尚无开业项目。

　　类似的招商引资被骗事件，近年来屡见报端。今年4月，就有媒体报道称黄山市经济开发区引入的“民航职院”招商项目，实际就是一场“空手套白狼”的骗局，最终致使政府倒贴了数千万元填补“窟窿”。

　　骗子的手法其实并不高明，为何还有如此多地方政府上当受骗呢？其背后隐藏的原因不得不令人深思。它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项目甄别环节出现巨大漏洞，折射出地方政府带有普遍性的“招商饥渴症”。

　　在狂热的政绩“饥渴”下，项目的真实性、可行性究竟如何，全然不顾，一听到大项目、大资金或者大手笔，不加分辨就匆匆上马。前期缺乏对引进项目的鉴别能力，后期对外来投资者的身份也不敢深究，以致闹出一出出被“忽悠”的闹剧。

　　一个个“烂尾工程”不仅消耗了大量公共资源，让众多消费者资金被骗，同时还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了极大伤害。

　　因此，必须对每一起“烂尾”的招商引资项目进行彻查，招商背后是否藏有权钱交易？项目工程可以“烂尾”，决策追责不能“烂尾”，在法办骗子的同时，有必要对当初项目的招商决策者进行问责。

　　 需正视“啃老”背后的现实问题

　　9月22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修订草案赋予老年人对“啃老”行为的拒绝权，明确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或者其他亲属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

　　立法禁止“啃老”是对老年人的保护，还是对那些“还未长大”的成年人的警醒？这项被视为立法禁止“啃老”的规定一经报道，立即引发热议。

　　有网友认为，让老年人有权拒绝被“啃老”，既能保障老人生活水平，也能让一些不思进取的年轻人早点走向独立。但也有网友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法律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用立法的方式来解决“啃老”缺乏现实操作性。

　　毋庸置疑，“啃老”现象在当下中国是一个普遍存在，成年子女将父母当成“摇钱树”，千方百计地“提款”。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我国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依靠父母供养。

　　现实中“啃老”现象之所以较普遍存在，除了极少数拥有劳动能力的年轻人恶意“啃老”之外，更多的则是因为较高的房价、不菲的子女教育支出等让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难以承受。

　　9月24日，《经济日报》刊文认为，应看到“啃老”背后的问题：不少父母自己省吃俭用，给予子女力所能及的资助，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既要看到老年人对“啃老”行为有“拒绝权”的积极意义，更要在看病、住房、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加快改革步伐，让年轻人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得到更好解决。

　　通过立法，赋予老人拒绝被“啃老”的法律权利，对想要“啃老”的子女而言，无疑是一种震慑。无论如何，安徽拟将禁止“啃老”纳入法律，划定了一条“啃老”的底线，既是对成年子女自力更生的引导，更提醒人们“啃老”既悖德又违法。

　　更重要的是，让需要行使这项权利的老人有了法律的支持，也让权利受到侵害的老人能得到法律救济。对此，《北京晨报》发表评论认为：“‘拒绝啃老权’厘清了道德和法律的边界，有助于老年人权益保护——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并没有‘啃老’的权利，老年人却对不正当、不合理的利益诉求拥有拒绝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