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亲身经历赴日揭示历史真相
遇难的30万同胞中，就有夏淑琴的七位至亲。
“活了80多岁，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激动过。”85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说：“能与总书记一起揭幕公祭鼎，能亲眼看到国家举行公祭仪式，我真的非常激动。”
历史选择的“见证人”
在77年前的那场人间惨剧中，8岁的夏淑琴失去了7位亲人。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闯进她位于新路口5号的家中，转瞬之间，九口之家就剩下了8岁的她和4岁的妹妹。
“当时我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当时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妹妹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我们俩哭喊着要妈妈……”夏淑琴回忆道，姐妹俩靠家里仅剩的炒米、锅巴活了下来，14天后才被收养。
冥冥之中有天意，不幸的夏淑琴被历史选中。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记录下了日军疯狂屠城的情景。片中，马吉牧师也拍下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等人当年的镜头，使得她们也都凭借这部纪录片，成为不容置疑的历史见证人。
告倒了日本右翼分子
因“经历了磨难并为历史作证”，12月9日，85岁的夏淑琴获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颁发的“特别贡献奖”。她是第二个获得这一奖项的幸存者。1994年8月，夏淑琴以战后第一个到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参加日本民间组织的和平集会，向日本民众痛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披露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突然，一名日本女性一下子跪在我面前谢罪。”夏淑琴至今印象深刻，“原来有这么多的日本人不了解当年的历史。”此行坚定了夏淑琴“为历史作证”的决心，却也为她“招惹”了麻烦。
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和日本自由史观会成员松村俊夫，分别出版了两本书，将夏淑琴描述为“假证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污蔑，倍感委屈的夏淑琴日夜哭泣，“我当时特别怄气，我亲眼看着家人在面前一个个倒下，他们怎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为了守护自己的名誉，夏淑琴将两位右翼分子告上法庭。然而，面对中国法院的传票，两名被告并未到中国应诉，南京市玄武区法院作出了缺席判决，要求被告道歉及赔偿。
针对夏淑琴在国内的诉讼，东中野修道在东京法院竟然又提出了反诉讼，但当夏淑琴站到日本法庭上时，被告突然撤诉，夏淑琴随后提出反诉。经日本三级法院审理，均判东中野修道败诉。自此，夏淑琴状告日本右翼损害名誉权案以夏淑琴的完胜为结局。
“国家强大了，百姓再也不遭苦了。”夏淑琴感慨地表示，“国家举行公祭仪式，是对死难亲人、同胞最好的慰藉，希望后辈们都能记住历史，坚决不能让历史重演。”据新华社电
巢湖老人珍藏日军暴行罪证
父亲六十多年前遗留下的珍贵书籍被细心保存，已经八十岁的喻少彬老人将一本1938年出版的、英国记者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原版书珍藏至今。并在国家公祭日当天再次拿出来翻看，回顾那段残酷的历史。
喻少彬说，这本书是他的父亲喻启礼留下来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作者田伯烈是当时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驻华记者，日军攻陷南京后，他将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拟成电稿发回报社，不料被日方扣留。后来他才决定进一步搜集文件凭据，并写成书。
“书里说日军当时在南京搞杀人比赛，一个人杀了一百多人。”因为已经翻看了很多次，喻少彬对书中的一些细节都记得很清楚，书中还印了十多张图片，表现日军在南京杀人、活埋中国人的场景。曹小兵本报记者曹庆公祭日感言
国家设立了公祭日，国家领导人参与公祭仪式，对我们这些遇难者家属来说，是很大的安慰。现在幸存者不多了。我也已经80多岁了，有一天我会死去。但作为遇难者的后代和幸存者，我还会再去一趟南京，祭奠下死去的同胞们。
——徐继良，现居黄山农村，6岁在南京看望父亲时遭遇南京浩劫，父亲遇难。
昨天(12日)下午有朋友联系我，说他们今天会到南京，替我父亲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献一束花。国家公祭仪式是对死难者的尊重，是在以实际行动维护世界和平、正义良知。
——黄先奎，现居合肥，父亲黄镇东曾参加过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
鼎是中国祭祀文化中最好的器物，选用鼎，体现了中国民族的一种传承精神。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祭奠上升到国家层面，也让这段血泪史成了民族记忆。不仅能让后人记住历史，对历史有更真实的了解，也引发他们对历史的反思。
——王冠，28岁的和县姑娘，1213志愿者同盟创立者，长期关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抗战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