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恢复高考40年 我的故事”系列之一：任晓勇，知识是推动个人与国家进步的巨大力量
4 0年前的1977年，中断了11年的高考恢复了，11届共570万考生走进考场，27万名考生成功步入大学，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的希望之火点燃了无数人的心头渴望。弹指之间，四十年已过，全国已有千千万万青年学子参加高考实现大学梦。
在恢复高考40年之际，我们寻找到那些年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参与者，回忆自己难忘的高考故事，追忆承载着梦想的青春岁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辈学子也将在聆听前辈故事后，沿着前辈足迹坚定前行，走属于我们的奋斗之路。
任晓勇，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1977年参加高考的“新三届”考生，成功考入安徽劳动大学。
记者（以下简称记）：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参加高考前后难忘的故事吗？
任晓勇（以下简称任）： 1976年我高中毕业，高考前我一直在农村劳动。1977年10月，中央正式下发通知决定恢复高考，并于12月正式考试。这期间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能做的准备很少，更多依靠的是小学、中学时的积累。我从小就很喜欢学习，但因为先后生活在水家湖农场、定远县的公社等农村地区，学校条件差、师资力量弱，基础教育混乱，所以大多时间我都是自学各门知识。
我能走入大学也有很多要感谢的人，首先是我的父母。我并不是同龄人中最聪明的，许多有才华的人因为学校、社会环境的动乱没能好好学习，而我因为父母的严格要求，能够一直坚持学习。其次我要感谢被下放的许多城市知青们，他们给予了我学习上很大的帮助，让我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关于高考，有两件十分有趣的事情。第一是我与我的高中班主任鲍大伦老师一同参加高考，并成为了班上“唯二”考上大学的考生。第二是进入大学后发现班里同学的年龄差距非常大，最年长的同学已经三十多岁，是四个孩子的爸爸，最年轻的同学则不到二十岁。同学间有十几岁的年龄差成了那个年代特有的现象。
记： 您当时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大学的兴趣爱好有哪些？
任： 我经历的大学时代，所有人学习都极其自觉而勤奋，课后、周末、寒暑假都在学习中度过。十年动乱耽误了太多的时间，大家都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对于我而言，想尽力弥补小学中学薄弱的基础。历经文革十年的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愈来愈大，这些现实情况让我们有了忧患意识，激励我们这代年轻人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深刻的记得当时社会流传着的三句话：“落后就要挨打”、“知识就是力量”、“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们一直坚信，知识是推动个人与国家进步的巨大力量。
在那个时候，生活比较艰苦。我的家在定远，学校在宣城，每次上学都需要花费两天时间，需要公共汽车、火车、轮船多种交通工具的不断换乘。每个月只有17.5元的生活费，每周也只能吃到两次荤菜。但那个时候生活却十分充实，每天坚持阅读，喜欢进行文章和诗歌的创作。除课本之外，也经常阅读《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人民文学》、《诗刊》等报刊杂志。由于学习压力大容易生病，我们也会经常爬山锻炼身体，偶尔也会看一场露天电影。同我一起入学的“老三届”的师兄们，既是我不断追赶的目标，又是我人生的老师，他们向我分享了很多知识与人生经验，也给了我不断学习的动力。
记： 可以和我们回忆一下您如何选择汉语言文学这一专业并来到合肥学院工作的吗？
任： 由于小学至中学的十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国家在基础教育方面相当混乱，大多数知识只能靠自学，文科考的是语文、数学、政治、文综合，与理科相比，属于比较容易自学的范畴，我喜欢文学和历史，于是报考了安徽劳动大学中文系。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不是自主选择就业，而是服从学校的的分配，于是我刚毕业，就被学校分配到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现淮北师范大学）任教，后来于合肥学院成立之初调到这里的中文系工作。
记： 您作为过来人在学习、生活上对当代大学生有何寄语？
任 ：想送给同学们三个单词“head”、“hand”、“foot”。希望同学们认真学习书本知识，对得起父母与老师的付出与期望；增强动手能力，走出象牙塔，加强社会实践活动。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人生感悟。
（宣传部 学生记者石紫岩 王亚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