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思维：让产业扶贫更精准
15.10.2014 12:14
本文来源: 扶贫办
水滴滴、雨蒙蒙，一会晴来一会阴。入秋以来，在连日阴雨天气下进行扶贫采访，记者的心情也和天气一样复杂。
安徽宿松县陈汉乡大明村铁屋组距离乡政府驻地不过２０分钟车程，沿着盘山公路，车辆一路擦着路边的树木驶过，极为颠簸。经过多年扶持，虽然铁屋组已经通电通路通水，“村村通”卫星信号也已覆盖，但是全村仍有１／３户村民住着简易木板房。
在村民曹民众家，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５００年的老屋房顶透光亦漏雨，拉亮灯泡白天也看不清屋内全物，老屋土木结构，虽然屋正中间也有一口天井，但那并不是祖上留下的，而是为了接屋顶雨水新砌的。５６岁的曹民众瘫痪３年，治病欠账５万多元，因无一技之长，儿子外出打工每月仅２千余元，儿媳嫌穷丢下９岁儿子离婚，５４岁妻子伺候家里仅有的２亩山地，还有不能说话不能行走的曹民众和孩子。山地薄，一年一季油菜不到４００斤，一季黄豆收成不足３００斤，其他再无收入。
“政府说了，如果维修房屋给４０００元补助，盖新房最多补１万元，在这里新盖两间平房就要８万元，我家拿不出剩下的钱。” 曹民众妻子说。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本报记者了解到，虽然当地政府对贫困户建房给予补贴，但是越贫困的地区、越贫困的农户越难享受。这就使得这一补助性扶贫政策陷入了“扶富难扶穷”的怪圈，让一些贫困群众不满。深入采访后记者发现，其背后的原因并不单纯，它更多地折射出新阶段扶贫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精准扶贫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产业扶贫到底应该怎样扶？与先前产业扶贫有哪些区别？精准之后，有限的扶贫资源究竟应投向哪里？“造血式”扶贫能不能完全替代“输血式”扶贫？扶持龙头企业、农业大户带动致富，效果如何评估和保障？小户和弱户能不能扶起来，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安徽多个区县，其中有已经脱贫的县，有新进片区扶贫规划的县，有扶了近２０年仍然戴着“贫困帽子”的县。
扶强围绕扶弱
“扶贫开发就得让贫困村换‘穷’业、兴‘富’业。”在此前安徽政协举办的江淮行采访中，安徽省金寨县财政局局长黄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农村问题十分复杂，以前在产业扶贫中遇到两大难题：一是半数扶贫资金要落实到人头，容易导致资金分散、零星开发；二是一个村的产业发展仅扶贫困户是不够的，不扶一般户，群众不答应，不鼓励大户，就会缺少“领头羊”，必须贫困户、一般户、大户三者统筹兼顾。
为解决这些难题，金寨县在扶贫资金分配上按照“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穷人能人都跟着产业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扶贫资金该如何用，金寨重点探索了点面结合、特惠与普惠相结合的资金分配方式。在贫困村制定了三个层面的产业扶持方案：即产业扶持资金的７０％实行特惠制，扶持特贫困户，余下的３０％实行普惠制，奖励从事既定主导产业的所有农户，或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联村单位、企业的扶持资金及县域重点产业建设资金安排一部分用于奖励大户。
至于怎样才能扶真贫，安徽省岳西县扶贫办副主任王晓松的看法是，扶贫态度上必须“学雷锋”，但扶贫方式上不能过多“学雷锋”，精准扶贫就是要摒弃过去政府是扶贫“救世主”的认识，而要在遵循市场规律、增强农民自我造血能力的基础上发展产业。
为此，包括岳西县在内，安徽在实践中总结出四种最受贫困户欢迎的产业开发模式：示范园带动模式、企业订单模式、融资合作模式和股份合作模式。
安徽省灵璧县虞姬乡黄冈村建设了占地２６０亩２００个钢构大棚的产业扶贫示范园。产业扶贫示范园建设规划始终坚持瞄准贫困、富裕农民原则，实行“三优先一扶持”，即示范园所在地的行政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优先流转自家土地，优先参与承包生产管理，优先进园务工，扶持贫困农户发展生产，推动贫困户轮转收益，周期３年，轮流受益。虞姬乡黄岗产业扶贫示范园首批获得大棚承包经营权的贫困农户就多达９６户。
对于“扶富难扶穷”，不少基层干部其实有自己的看法。“扶富是扶持贫困村中有思想、有致富能力的农户”，宿松县陈汉乡乡长余苍松说，通过他们的辐射作用，带动村民脱贫致富，这样效果会比较好。
陈汉乡是一个库区移民乡，是宿松县比较贫穷的乡镇，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只有２０００元出头。余苍松说，为了帮助脱贫，一开始，乡里为百姓提供４００亩免费瓜蒌籽，可贫困户都不愿要，扶贫应该扶产业，但并不是所有困难群众都适合发展产业，一定要有能人来做，树立样板，只有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言传身教，刺激和带动身边的群众。
宿松县扶贫办主任陈文浩有着同样的看法，长期以来受制于小农思想，不少农民安分守己，尤其是山区农民，闯劲不足，如果单纯依靠“撒胡椒面”的方式扶贫，看似公平，其实是不负责任。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宿松县以前的扶贫工作中，基层政府为了让老百姓没意见，干脆把扶贫资金平均分掉，农民拿到钱后，基本上用来补贴家用，甚至大吃大喝，基本上与脱贫无关。
在岳西县毛尖山乡板舍村，整齐划一的菜园，瓠子、四季豆等蔬菜挂满了藤蔓。“有专业的公司把这些蔬菜直销到杭州，由于签订销售协议，不愁没有买家。”已经脱贫的村民储著焰告诉本报记者，家里除了土地流转费外，加上他在蔬菜基地务工的收入，一年纯收入有４万元。“在外打工，还不如在家门口务工舒服。”
“为了打造５００亩的高山蔬菜基地，板舍村的耕地几乎全部流转了，去年产值７００万元，人均年收入达７０００元，大部分村民都实现了脱贫。”村书记胡志东向本报记者介绍，现在村里留守人员几乎都在蔬菜基地务工，村集体也能获得蔬菜销售的分红。
王晓松介绍说，２０１３年岳西县总投资４０９３．５万元，发展高山蔬菜基地２１８０亩、茶油基地２０００亩，改造毛竹基地２５２０亩、低产茶园５６４０亩，做大做强一批涉农产业。
“我省众多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建立高山蔬菜、油茶、竹木、水产等各类特色产业生产基地６００个。”安徽省扶贫办主任刘永春说，只有通过大户带动，筑牢当地产业根基，贫困户才有望脱贫。
扶富为了扶贫
在岳西县黄尾镇，黄尾村是当地知名景区彩虹瀑布的所在地，由于地域偏远、地少林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为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带动贫困户致富，扶贫部门专门给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户配套１．５万元至３万元不等的补贴资金。然而乡村旅游投入大，贫困户大多和这项扶贫政策“沾不上边”。
有贫困农民向本报记者反映，虽然有政府补助，但真正能吃上“旅游饭”的，还是家底厚实的农户。他们给记者算了笔账，建乡村旅游点，政府至多能补贴两三万元，但这还差得远，包括接待住宿能力提升、室内装修、周边环境打造、院坝硬化等，农民至少还要自筹１０多万元，有的甚至几十万元，投入不少。
对此，黄尾镇党委书记舒寒冰坦承，能搞得起乡村旅游的，都是有一定家底的，穷人干得起这行业的少，尽管当前产业扶贫中存在一定问题，但还须坚持。“扶贫不能‘撒胡椒面’，还是要通过扶持大户，带动小户，这样才能最大化发挥扶贫资金的效益。”
除此之外，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也感受到，要使产业扶贫见成效，贫困农民的素质也亟待提高。
在安徽省舒城县万佛湖镇，一个整村推进项目的村民小组，干净整洁的新房让村子焕然一新。政府扶持的核桃等产业脱贫项目，除了在村民家门口种植的核桃成活较好以外，山地上的核桃和油茶成活率都不高。“平时懒得上山去管，也不太会管，家门口的核桃树就近管理下就好了。”一个村民说。
扶谁不重要，关键是扶贫资金使用绩效。不管是省级政府扶贫人员还是基层干部群众，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扶贫政策向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大户适度倾斜可以，但关键是要加强监管，细化企业和大户的扶贫责任。
如何做到将扶贫项目与扶贫绩效挂钩？安徽省岳西县在此方面进行了探索。
安徽名山公司位于岳西县来榜镇，公司主打农家土猪肉。“公司与合肥几家大型超市对接，这辆车是给超市送货的。”该公司副总经理储诚才向本报记者介绍，黑猪肉在合肥超市卖价是７０—８０元／斤，是普通猪肉价格的近１０倍。“我们采取的是‘公司＋农户’的养殖模式，公司提供猪苗、饲料、技术，农户领回猪苗养殖６个月后，再送到公司出售。”
两年前还是贫困户的杨振林是受益者之一，“我当时领回了２头黑猪仔，６个月后，我把养大的黑毛猪交给名山公司，得到了４０００元工钱。”尝到甜头的他随后又领养１０余头猪，目前总共领养３００多头猪。据介绍，作为岳西县龙头企业，名山公司今年实现产值可望达到３．５亿元，吸纳当地农民就业１０００人，户均增收２万元。
同处于大别山山区的安徽天鹅集团，也是吸纳众多贫困户就业的龙头企业。“利用本地蚕桑资源，开发丝织品、床上用品，不仅给企业带来利润，也为周边农户增添了收入。”天鹅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产业化扶贫政策扶持下，公司已经从单一的纺织业企业发展成为多元化企业集团。公司总投资资金１．２亿元，带动１万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刘永春认为，获得扶持的企业和大户，必须积极吸纳贫困户就业，并对贫困户进行资金、技术、市场、信息方面帮扶和指导；政府应对其扶贫责任进行后续考察，履行扶贫责任好的，继续加大力度进行扶持，责任履行不到位的，限期进行整改，或取消扶持资格。
“在多年扶贫之后，可以说剩下的全是‘硬骨头’，现存贫困地区大多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艰苦、脱贫难度很大。而且，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村庄空心化、农村老龄化趋势加重。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现状，挑战着贫困识别、整村推进、产业扶贫等传统扶贫开发方式，发展中的新贫困问题凸显。”刘永春说，要啃下这些“硬骨头”，不仅需要直面种种现实难题，还要有解决的勇气和智慧，不过，办法永远大于困难，精准扶贫就是要解决这些难题。
本文来源: 扶贫办
15.10.2014 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