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晚报》:安农大有个“牛”老师

16.09.2015  10:29
      见链接: http://epaper.hf365.com/hfwb/html/2015-09/14/content_136043.htm

      http://epaper.hf365.com/hfwb/html/2015-09/14/content_136055.htm

安农大有个“牛”老师
要求学生随身携带字帖练字
通讯员 赵航军 张敏 本报记者 刘晓平
 

 

        本报讯  他是系主任,却主动当起了学生们的辅导员。在他的带领下,大二那年一个班级英语四级通过率98%,考研那年,49个报考就有37人被录取。在安徽农业大学,就有这么一位“牛”老师。教师节来临,一群“准研究生”重回母校安徽农业大学,向刘爱国亲切说一声,“老师,节日快乐。”

        不仅要学好专业课,  还要练好字

        “如何发挥自己一个从教20多年专业课教师的优势,当好辅导员?如何真正让学生能把专业知识学好、把能力培养好?”4年前,这是理学院应用统计系主任刘爱国自担任专业辅导员后一直思考的问题。

        刘爱国说:“对学习的严格要求,是真爱学生的体现,可能学生开始有情绪,但从长远看学生还是会感谢老师的。”他让学生“每人一本钢笔字帖,带在书包里随时练字,在练字中养成坚持、认真、心静的习惯,领悟做人的道理,对我们虽然很严格,但真的是为我们好”。提起辅导员,已毕业的汪治中内心充满感激之情。

        大二那年,全班英语四级通过率98%,六级通过率49%,毕业证和学位证获得率均为100%。

        不当学习机器,  鼓励创业创新

        为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刘爱国指导学生成立了“学生氏信息咨询与统计调查有限公司”,获得了校“科大讯飞”项目资助,运作一年就有了盈利。此外,他还积极推动学院与龙禧传媒、民生银行、科大讯飞等企业共建了多个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实习实训基地。

        今年,统计学专业共有49人报考研究生。刘爱国更是用足了心。组织统计系老师组成考研指导小组,义务给学生上考研辅导课,组织多轮次的模拟考试,帮助学生分析试卷,解决学习中的问题,传授专业课复习方法。考研成绩出来后,他根据每个学生的分数帮助学生评估,进行一对一指导,对需要调剂的学生,给学生搜集调剂院校信息。

        爱心催开幸福果。49个人中,共有37人被录取研究生,有6人考取了“985”高校,12人考取了“211”高校。绝大部分同学成绩在所报考专业名列前茅。

        (通讯员  赵航军  张敏  本报记者  刘晓平)

     

为“牛”老师的教育方式点赞
 
本报首席评论员 张小石
 

 

        他是系主任,却主动当起了学生们的辅导员。在他的带领下,大二那年一个班级英语四级通过率98%,考研那年,49个报考就有37人被录取。在安徽农业大学,就有这么一位“牛”老师。“每人一本钢笔字帖,带在书包里随时练字,在练字中养成坚持、认真、心静的习惯,领悟做人的道理,对我们虽然很严格,但真的是为我们好。”提起辅导员,已毕业的汪治中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详见本报今日7版)

        练毛笔字的目的一般都是增进艺术修养,进而得到个人身心修养的提高。与学生的读书考试相比,它并不显得重要,却又似乎息息相关。其实安农大“牛”老师的培养方法,并非孤立例子,在成功的素质教育中,类似这样的情形很多,我们甚至可以上溯到孔子那时代,考察一个“君子”、“大人”应该具备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不但有艺术创造项目,还包括体力活:武术、驾车。搁现在看就是要求:文理兼通、文武双全。

        因此笔者赞同“牛”老师的回归方式。现在国家提倡“通识教育”,这便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虽然练字并不必然导致学生能更好地应对考试,但“牛”老师预期养成的坚持、认真、心静等好习惯,以及由此获得的生命修养,会伴随专业知识让学生受用终生。

        实质上这就是个做人与做事的关系问题。应对考试,指向做事;习帖练字,指向做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希望年轻一代的人才能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在虽然不再提,也只是转化到“通识教育”、“素质教育”中了。基本道理一以贯之。现代社会的多样化,体现在每个人身上,我们需要寻求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人生观,以维护这个社会的健康,体现其凝聚力、整体感。这是通识教育的大致目标。虽然该提法起源于美国,但某种意义上却符合我们过去的儒家精神。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像南怀瑾先生那样乐观地认为:未来世界需要中华古典文化、哲学的引导?

        现在践行一些祖先传下的优良教育方法,往往有创新感。外国人换一个词汇来表达它,也常常令人耳目一新。只是因为我们对祖先的遗产否定得太多,抛弃得太久。这个危险已经深刻体现到我们目前的社会生活中了。例如“砖家”一词的诞生,或许就与此有关。素质教育、通识教育都没有超出我们祖先设想的范围,拿“六艺”来比照,我们其实做得还不够。当然,在一个知识、信息激增的时代,过去相对简朴的“六艺”,已难以在一个年轻人身上实现了,但至少我们要努力践行其一部分,以获得能在人群中共通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让社会生活不至于像一盘散沙,而是在一些共同的追求中,体现更多的人性色彩。  本报首席评论员  张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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