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出版数字化 在传承中创新

      初秋的扬州，天气凉爽。在这片孕育了中国古籍图书印制工艺的土地上，第29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2013年度优秀古籍图书评奖会如期召开。来自全国古籍出版单位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数字时代古籍出版的现状、问题与思考纷纷发言。当前，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古籍出版人的共识，而如何转，转成什么样，则成为古籍出版人最为关心的话题。与其他出版类别不同，古籍出版担负着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因此古籍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更需要在内容质量、版权保护、行业标准等方面下功夫，通过新时期的技术手段，让古籍出版在传承传统出版的同时，不断创新发展方式。

　　 创新理念古籍数字化需多方努力
　　今年6月，“中华经典古籍库”发布，这是中华书局首次推出的大型古籍数字产品，也是中华书局点校本古籍的首度数字化。“中华经典古籍库”一期收录了近300种书目，计2亿字，自发布至今，已有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等71家机构使用。
　　不仅是百年老社中华书局，一些地方古籍出版单位也在古籍数字化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和尝试，通过将传统历史文献整理出版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完成对传统古籍文献的创新性保存和应用。如黄山书社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数据库》、岳麓书社的“四大名著数字出版工程项目”平台等。
　　无论是建数据库，还是搭平台，各古籍出版单位都结合自身内容资源优势，不断摸索古籍出版数字化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以中华书局为例，其古籍数字化坚持四个“必须”，即必须以古籍整理为基础、必须遵法守法、必须建立一系列行业标准、必须多方协作。对此，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表示，通过近百年来的古籍整理实践，目前古籍的内容质量远远超过前代，并且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古籍整理规范。针对许多古籍数字化产品质量低于纸质古籍整理图书的情况，古籍数字化必须充分使用古籍整理的成果，必须符合古籍整理的规范，这样才能保证古籍数字化产品的质量。
　　内容质量得到保证后，版权保护问题随之凸显。与会代表表示，版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古籍数字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不能有效保护版权，出版社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依靠古籍数字化产品赢利就更加无从谈起。顾青也谈道，古籍整理作品拥有知识产权，受到著作权法的确认和保护。古籍数字化产品也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
　　此外，加强古籍数字化标准化建设，统一建立数据库的标准和规范，也已经成为业内共识，包括古籍及传统文献数字化用字标准（规范汉字字表）、整理本古籍元数据标准及标注标准、整理本古籍主题词标准（规范主题词词表）等。
　　顾青在发言中还提出，在政府指导与支持下，在学术界和IT业共同主持下，全行业协作，古籍数字化工作方能取得成功。也正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从2003年起，中华书局开始中华古籍语料库的建设，将中华书局传统铅排古籍通过OCR（光学字符识别）等手段进行数字化，积累了3亿字高质量的整理本古籍，为日后古籍数字化工作奠定了基础。

　　 创新做法古籍数字化难题逐步突破
　　谈到古籍数字化取得的成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表示，近年来，一大批古籍文献被整理并开发成数字产品，众多古籍书目数据库建成，数字图书馆和古籍全文数据库建设发展迅猛，古籍数字化的技术和理论研究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虽然将古籍出版与当前学术研究成果相结合，建设具有高水准的古籍数字化产品是众多古籍出版社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但事实上，面对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一些问题依然制约着古籍数字化的发展。“缺乏整体规划，重复建设严重；缺乏统一标准；版权问题制约古籍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检索技术亟待完善；研究支持功能有待提高……”谢寿光谈到的问题获得了与会者的普遍赞同。
　　如何克服这些问题？谢寿光谈到了推进古籍数字化的基本思路，那就是打造资源库和出版平台；形成特色数字化产品；建设互动社区培育消费市场；开展技术研发，再造工作流程；探索商业模式和制定标准等。为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丰富的古籍资源，进行古籍数字化产品开发。其中《说文解字（现代版）》数据库可将过去必须造字的汉字，同常见汉字一样，在全球通用的平台上复制、编辑、发布和传送。
　　面对古籍数字化研究成果缺失、内容割裂的问题，中华书局也用实际行动做出积极的探索。“问题的核心突破口就是构建古籍社之间资源结构性聚合的统一平台。”顾青说，作为古籍出版的重要形态，古籍数字化是古籍整理的新方式。通过建立加工标准和规范，采取直销模式，组建营销团队等方式，坚持中华书局在出版上严谨认真的态度，树立中华书局的品牌形象，使古籍数字出版产品化也成为维护作品数字版权的一种更好的方式。
　　版权保护不力使古籍数字化盗版产品的存在，让上海图书公司副总经理张世军从中看到了古籍数字化产品的市场空间，“在淘宝搜索页面搜索《申报》电子版，出现的不少链接都是盗版的。”张世军表示，在这一背景下，公司开始了数字化业务探索。从组织架构调整、战略规划、资金保障三个方面入手，目前，上海图书公司已经拥有了古籍按需出版的专业平台尚图网，古旧二手图书交易、公益漂流与阅读分享的书适空间，古籍艺术品数字拍卖及业务综合管理系统等。
　　一方面是古籍出版单位以实践不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业内也呼吁能够对古籍数字化做顶层设计，使其进入国家的战略层面。对此，谢寿光表示，要加强政策研究，制定古籍数字化的发展战略；国家整体把控古籍数字化项目，使其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加强政策中的标准化建设；加强古籍数字化建设政策中的协调和管理；大力开展海外古籍数字化回归。

　　 创新思维 古籍数字化不意味放弃传统
　　张世军将上海图书公司数字化业务的探索形容为“斜坡上的攀爬”，并在谈及对数字化转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时说：“不转型一定等死，转型未必找死。”业内对于古籍出版数字化转型的呼声可见一斑。
　　对于古籍出版社数字化转型，谢寿光建议，古籍出版社要坚持内容为王：通过聚合海量资源，遵循行业标准，构建知识服务体系；通过技术推进，不断提高效率、优化服务；通过营销探索，树立品牌，创新模式，专业推送；通过打造平台，搭建桥梁，整合产业链。
　　转型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何转才能更好地传承古籍出版的优良传统？扬州古籍线装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丽玲认为，我国存世古籍是一个采掘不尽的丰厚宝藏，保护和光大这笔宝贵财富的责任主体首先应当是国家，对处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古籍出版单位来说，绝不可以轻易放弃传统技艺。
　　在徐丽玲看来，古籍出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个小众市场，不能等待古籍数字化“顷刻之间将万卷诗书控于掌中”，从而使古籍线装图书在网络世界成为大众消费的产品。因此，除了为国家工程提供技术与财力支持，古籍出版单位应该坚守本源，通过周密的市场调研，准确锁定目标消费群体，然后推出这一特定群体最需要的细分产品，以适应这一特定群体的特定价格，通过特定的渠道，运用特定的传播方式进行产品的精确营销。
　　除了国家层面的推动，还要有出版单位的积极响应，徐丽玲还表示，目前除了现有的传统古籍线装图书客户如大学图书馆等之外，新的消费群体是潜在的。“对此，我们一要适应，二要引导，从某种意义上说，引导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