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历史进步的足迹

——读赵树凯《农民的新命》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有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阶段作了形象描述，即红灯阶段——限制、黄灯阶段——有条件放行、绿灯阶段——积极支持。我考虑一下，这个形容似乎也不完全，前面应加一个“无灯阶段——自由进城”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农民进城务工实际上是没有政策的，也是农民自己走出来的。那时的农村改革，鼓励群众的创造性，所以基本上是农民想怎么干，政策就怎么支持，就像是世上本没有路，硬让农民踩出来了一条改革之路，如联产承包、打破统购统销、加工运销专业户兴起、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进城务工等等。然而，当整个城市改革启动和开放进程加快后，改革的阵痛终于开始。进入上世纪90年代，农业生产效益下降，乡镇企业日渐式微，国企改革困难重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城市职工下岗高峰相遇，于是各个城市采取了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种种地方政策，形成了农民工历史上异常沉重的一页，至今回想依然让人心酸痛楚。

      《农民的新命》正是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农民流动的发展过程和行为机理，展现了农民工政策演变的轨迹。作者指出，在农民工历史上，有两个年度有划阶段的意义：一个是1994年，这年11月劳动部公布了《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把各地此前采取的局部性限制措施上升为全局性政策规定，严重扭曲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历史进程，直接影响了农民的权利。其核心内容是，农民进城务工实行证卡制度，流出要凭当地的登记卡，进城后要领登记证，是一种完全割裂城乡的思维和制度，引发了对农民工的收费、罚款等一系列不公平措施，一些地方还配套采取了清理遣返、行业限制等措施，对农民工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然而，这些政策措施，并没有像想像中的那样得到严格执行，更遭到了农民的强烈反抗，最终有秩序的流动并没有形成，只是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和人身权利损害。于是，在2003年，在城乡统筹的思路下，标志着农民工政策根本转折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出台了，核心是取消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类行业限制、行政审批和登记项目，各行业和工种的条件要求要对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一视同仁。这个文件的最大意义在于，给予了农民平等的公民地位，解决问题的视觉不再是从城市出发，而是从农民的权利出发，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2006年1月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涉及到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权益等各个方面，标志着解决农民工问题进入系统操作和全面启动阶段。

      农民工不堪回首的历史时刻终于过去了，然而农民工问题的历史进程远没有终结。与老一代农民工只想争取进城务工的合法权利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不仅要进城，还要在城市落脚生活；不仅为经济，还要政治参与和社会认可；不仅为就业，还要体面和高收入。如果说过去的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就业上某种程度上是互补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冲突；如果说过去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开始把城市作为自己的家。于是新的问题诞生了，城市是否有足够的岗位供给农民工就业，农民工又是否有足够的技能和知识储备去参与岗位竞争，城市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他们，特别是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已经做好覆盖他们的准备，他们在城市的房子怎么解决，子女教育怎么办，新老市民如何融为一体，农村留下的老人又该怎么办，明天谁来种地，等等。可以看出，农民工问题演进到今天，虽然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化解或缓解了老问题，但新问题的出现更加复杂和深刻，已经不是简单的农村农民问题，而是城乡一体的问题，解决的最终路径不仅在城市，还要返回到农村去，这将考验新时期的执政智慧。

      也正如作者在开篇中所言：中国农民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农民问题在中国的解决，就是中国农民的终结，也是中国农民“新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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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安徽农网  作者：魏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