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发布的《北京青年就业人员的住房状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用一组数据勾勒了这个特大城市里房子和劳动者的关系：
　　近2/3的青年就业者租房或住集体宿舍；近1/5的管理人员、近15%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住地下室和平房;近1/3的蓝领工人、约1/5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16.5%的管理人员租住在11平方米以下的房子里。青年租房者平均每7.2个月搬一次家，59.3%的青年赞同“租房是其了解社会阴暗面的第一课”；扣除房贷和房租费用，受访的3个白领职业群体的青年月均支出1000多元，仅够维持基本生活，约1/4的人是“月光族”或“负翁”。住房问题是当前青年就业者第一烦恼的事。
　　北京市目前约有1000万常住青少年，为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实际状态，共青团北京市委于2014年开展了“北京青少年发展状况调查”。在针对16～35岁青年就业人员、有31070名受访者参与的问卷调查中，住房状况是其中的一个主题。
　　“北京年轻人的住房情况让我很吃惊。”报告撰写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此次调查充分反映了北京青年就业人员的住房现状、住房困难和因住房问题带来的压力与困扰，白领就业人员居住条件之差，是她未曾想到的。
　　合租现象比较普遍
　　调查将北京市的青年就业者分为五类：4.7％是管理人员，28.9％是专业技术人员，24.6％是办事人员，36.1％是蓝领工人，5.7％是农民。其中前三种在报告中也被称为高层白领、中层白领和低层白领。
　　调查显示，北京约1/3的青年就业人员居住在自有房产中，近2/3的人租房住。农民和办事人员住自有房产比例最高，分别为56.6%和40.8%。中高层白领住在自有房产中的约占1/3，蓝领工人居住自有房屋的不到1/4。
　　报告分析，前两个群体成员中本地人较多，他们可以居住、继承父母房产，或父母帮其购买房产。
　　一些已经购房的青年人也选择租房，有的是因经济能力有限，只能买价格较低的偏远地段住房，另租交通便利的房子方便上班。另一部分是为了子女上学租住学区房。
　　楼房是租房青年的首选，但仍有许多人住在平房和地下室。农民青年租住平房和地下室的比例极高，接近2/3，蓝领工人的比例也较高，超过四成。
　　近20%的管理人员、近15%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也住地下室和平房。令人惊讶的是，管理人员租住地下室和平房的比例明显高于后两者。报告分析，这可能是由于管理人员的工作地点大多在城市中心地带，因工作紧张只能就近租房，城区租金较高，部分管理人员只能选择平房和地下室。
　　合租现象比较普遍。除了农民群体，其他四个群体的租房青年超过一半是合租。租房者中，近1/3的蓝领工人、约1/5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16.5%的管理人员住在11平方米以下的房子里。
　　“感觉处处是人，处处挤。”一位在北京经历过合租生活的年轻白领表示，在合租房里，上班前能抢到厕所就算是不错的了，每天只能到公司“蹲大号”。有人晚上不睡觉大吵大叫，公共空间脏乱差，生活体验较差。因为租房不稳定，除了衣服和电子产品之外，他从不置办家具。
　　对这个城市的年轻人来说，“蜗居”不是新鲜事儿。数据显示，北京青年就业者受访的每一类群体中，都有人住在5平方米以下的房屋里。
　　李春玲认为，从青年租房者的合租比例和面积狭小房屋居住比例看，群租在北京并非特例，再结合青年收入情况和北京房屋租金价格，可以很容易地估计出，群租在北京具有相当大的市场需求。
　　租房生活的稳定性难以保障。调查统计了租房青年3年来的搬家次数。除农民以外的四个群体，每5个人里有一人每年搬1次家、一人每年搬两次家。超过两成的管理人员每年搬家3次。
　　租房青年的权益难以保障。团北京市委的调研显示，平均下来，租房的就业青年每7.2个月搬一次家，33.3%的人曾遭房东临时清退，且无补偿；41.3%的人曾遭遇房东不按合同随意涨价；43.8%的人曾遭遇黑中介克扣甚至被骗中介费；54.1%的人认为租房信息不对称、租房难。
　　对租房市场的种种乱象，有59.3%的青年赞同“租房是其了解社会阴暗面的第一课”。
　　房子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毫不意外地发现，房贷和房租是青年最大的一笔支出。”报告写道。
　　数据显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蓝领工人收入的2/5用于房贷或房租，办事人员和农民收入的一半都用来支付房贷或房租。
　　如果不考虑住房支出，北京青年就业人员的平均月收入水平并不低，管理人员高达6668元，专业技术人员5475元，办事人员4504元，蓝领工人3809元。但是去掉平均住房费用2622元、2279元、2291元和1525元，年轻人的钱包就极大地缩水了。
　　从支出情况看，3个白领职业群体月支出分别为4306元、3634元和3396元。看上去，这个支出应该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准。但排除了房贷和房租费用，这三个群体的平均月支出分别只有约1700元、1400元、1100元。
　　“1000多元的支出很难维持体面的生活。”在李春玲看来，在北京等生活成本高的特大城市，许多已购房但还处于还贷期的青年夫妻，生活费用只够维持基本生活，租房青年的收入除去房租和日常生活开支，再凑买房首付极其困难。
　　调查显示，1/4的北京青年就业者是“月光族”或“负翁”。在能存下钱的人中，只有38.9％的富余者和28.2％的小有结余者居住在自有房屋中，而其余的大多数人，还在努力存钱凑首付购房款。
　　在回答“您现在最主要的一个困难是什么”的问题时，约1/4的管理人员、办事人员和蓝领工人以及1/3的专业技术人员把“住房困难”列为最大的困难。
　　报告说， 10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消费是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是我国发展巨大潜力所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推进消费扩大和升级。北京等特大城市的青年就业人员应该是推进这些领域消费的引领者和主力军，但是他们目前的收入、支出和住房经济负担状况，使他们有愿望而无能力承担此类角色。
　　关键是改善租房青年的生活状态
　　根据北京市统计部门的相关数据，近4年来，北京市青少年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增加的主要是外地来京人员。2012年，外地户籍青少年比例超过本地户籍青少年比例。在本次调查中，60.9%的管理人员，56%的专业技术人员，44.3%的办事人员和61.4%的蓝领工人，户口都在外地。
　　这一青年人口构成情况和变化趋势，意味着未来数年内北京住房市场将保持旺盛需求。
　　“住房是当前青年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在李春玲看来，青年住房问题在北京这一特大城市更明显，“住房严重影响了青年人的生活状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对其社会心态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李春玲告诉本报记者，从大部分国际大都市的情况看，绝大部分的青年就业者都存在租房住或房贷压力大的问题，区别则在于租房市场的成熟程度。在租房市场成熟的国家，房东与房客的信任关系较好，租房者不用为家具和卫生状况发愁，不太影响生活质量。但目前北京的租房市场不够规范，导致青年群体的居住条件较差，生活质量没有保证。
　　“关键是改善租房青年的生活状态，提高其租房生活的满意度。”李春玲建议，政府可以规范房屋租赁市场，严惩违法欺诈行为，提高房屋中介机构的诚信水平和服务质量，提供更多居住条件良好、租金价格稳定、能长期租用的房源。此外还可以推出青年公租房和廉租房计划，设法提高出租房屋的供应量。

本文来源: 林业厅

30.12.2014  1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