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协议，能否根治“红包顽疾”？

　　根据国家卫计委今年初发布的《关于开展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工作的通知》，5月1日起，凡二级以上医院，主管医师必须在每位患者入院24小时内与其或其家属签署“拒绝红包”协议。

　　新规实施两月有余，记者调查发现，我省仍有部分医院持观望态度，患者和医生对此政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部分医院已执行支持者纷纷“点赞”

　　5月1日下午，因胆结石发作而住进省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徐女士，住院当天就拿到一份特别的协议书。 “内容是让我们不送红包、医生不收红包，病人和医生都要签字。以前家里老人曾多次住院，签这种协议还是第一次。这个协议有新意！ ”

　　“有新意”的协议书虽只有一页纸，内容却很丰富。在由院长和经治医师签名的一栏中，涉及“尽心尽责为患者治疗疾病”“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廉洁行医，不接受患者及其家属的‘红包’、贵重物品”。在患者签字的一栏，除保证积极配合诊疗活动、尊重医务人员等内容外，特别强调“不向医务人员送‘红包’、贵重物品”。

　　“同医疗技术一样，医德医风的优劣直接关乎患者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事实上，大部分医患冲突是由医德医风引起。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实施医患双方签署拒收‘红包’的规定，进一步强化医德教育、完善约束机制，从而找寻医患关系的平衡点。”省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张兵坦言。在他看来，这一制度的实行，不但能警示医务人员，更能提醒患者知晓自己也有共创廉洁和谐医疗环境的责任，“推行起来没有太大难度，除个别特殊患者外，目前全员住院病人均已签约。 ”

　　患者为啥总想送红包？ “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康复后向医务人员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患者或家属处于一种焦虑或压力，不送‘红包’，总担心医生会‘区别对待’。 ”省二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周道平说，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绝大多数医生的医德还是有保障的，无论给不给红包都会认真诊治。但说实话，在医生收入与劳动价值严重不对称的现状下，红包的诱惑肯定是有的。收不收，与医院的管理是否严格有关，与医生个人的职业道德有关。

　　 多数医院未执行不少医生叫委屈

　　在多数人为“红包禁令”叫好的同时，仍有不少医院对此持观望态度。甚至在“点赞”的医生和患者中，关于协议会不会流于形式的争议和担忧从未停止。

　　记者走访了合肥多家二级以上医院，发现不少仍未开始签署“拒收红包”协议。6月16日，因食道癌术后不适，69岁的陈文宣住进某省级三甲医院：“先是入院常规检查，之后又做了微创探查手术，前后住院6天，从来没有人要求我签‘拒收红包’协议。 ”

　　采访中记者发现，并无医院表示拒签协议，但院方不愿提供何时开始签约的时间表，医生们也都不愿多谈。“收红包只是个别医生的行为，为制止个别现象而让所有医生都签协议证明清白，对恪守职业道德的医生来说太不公平了。 ”庐阳区某三甲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明确表示，“我们以前就不收红包，现在为什么非要签这个协议？弄得患者反倒以为我们以前私底下都是收的。 ”

　　“确实有部分医生对此难以接受，觉得自己从当医生的那一刻起就树立了一切为了患者的理念。这么一签，不理解的患者反倒以为医生是在暗示送红包，很多人觉得委屈。为避免患者误解，我们也只能是多向患者做解释工作。”周道平坦言。

　　而对于患者来说，大多数人认为协议意味着对患者权益多了一层保护，保障了患者更公平地接受医疗服务。但也有部分患者对于这份协议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并不抱乐观态度：“哪个医生收红包会在公开场合？哪个患者送红包会招摇过市？就算医患双方签了协议，也有可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想送的照送，想收的还照收。 ”

　　争议的局面，从3月初就启动试点的北京煤炭总医院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中也能得到印证。调查中，56.6%的患者或家属表示认可签署协议书，但全院医生的认可度仅为41.8%。很多医生认为这种方式拒收红包力度不足，甚至有人直接透露有医生在签协议后仍收红包。

　 　彻底遏制“红包”仅有协议还不够

　　对协议流于形式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早在1999年5月1日起施行的《执业医师法》中，对医生利用职业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谋求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行为，就有着明确的处罚规定，情节严重的甚至吊销职业证书，构成犯罪的则追究刑事责任。但15年过去，医疗领域仍是公认的红包“重灾区”之一。

　　“不可能仅通过签一纸协议就能约束医患行为、杜绝红包，但作为探索和尝试，通过契约方式将‘红包’问题摆在桌面上，值得肯定，这本身就表明一种态度，至少表明了医生的诚信和决心。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在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这一措施对端正医生社会形象、缓解医患矛盾有积极作用。 ”张兵认为，筑守行业底线、改善医患关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只靠协议，更重要的推手在于如何解决医疗资源供需矛盾，在于加快卫生事业的发展。

　　对此，省卫计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分析认为，“红包”问题的根源在于卫生资源的不足和不平衡。我国卫生资源只占世界卫生资源总量的2%，服务的人口数量却占世界总人口的20%，70%的卫生资源又都集中于大城市，科学合理的分级诊疗制度始终未能真正建立。随着近年来医保政策的完善，群众就医需求大大释放，越来越多的人到城市大医院看病，“看病难”成了常态。为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即使不堪医疗费用重负，患者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给医生送红包。 “在‘以药养医’旧体制下，医生合法收入与其付出的技术劳动价值严重不对称。于是，红包自然而然成为医患间的顺水人情。 ”

　　这位负责人认为，彻底遏制医患之间的“红包之风”，关键要靠医疗改革来扭转“以药养医”旧体制，通过加大基层医疗机构投入和能力建设，设计更合理的诊疗制度，建立符合医疗行业规律特点的价格体系等综合措施，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签署‘红包协议’虽不能根治红包现象，但有助于强化医患双方的道德自律，增强医患双方的互信互谅，从而推动形成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 ”这位负责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