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走出去，根基是思想内涵感知中国有很多渠道，文学始终是一个独特而富于魅力的选择，世界需要通过文学观察中国，中国也需要通过文学来展示自己的真实形象
上图：2014年3月，上海受邀成为第三十四届巴黎图书沙龙的主宾城市，为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走向世界提供了机会。
下图：2014年巴黎书展上中国出版的法文版三国演义连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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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土耳其语版在伊斯坦布尔一家书店里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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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进步，有望消除文学“逆差”
麦家，浙江省作协主席、当代著名小说家、首位被“企鹅经典文库”收录作品的中国当代作家
《解密》写的是一个破译家的故事。这本书我写了11年，彻底推翻的重写有3遍，局部修改至少在20遍之上。今天，我也因为这本书成功打开了“世界的门”，受到世界大牌商业出版社青睐，不论是版税还是销量都跻身国际畅销书作家的行列。西方媒体对我这本书的关注更是叫人意外，短短两个月间《纽约时报》曾5次、《华尔街日报》也已经4次对我和书进行报道。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关于我和书的报道，仅英美两国已多达57篇，可谓有声有势。也在这两个月间，这本书卖出了29个国家的版权。
回头想来，这本书“走出去”的路上有太多偶然：代理人是偶然认识的，翻译选中我是偶然的，因为她爷爷是个破译家，出版社也是阴差阳错喜欢上我的，他们开始把我当日本作家。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普遍现状，因为华语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实在有限，没有谁在有组织、计划地盯着我们，“被盯上”往往是偶然的。其实我这本书12年前就在国内出版，我“走出去”的路其实比谁都走得慢又漫长。
毋庸置疑，文学交流上西强中弱的格局，并没有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有所改变。在全球掀起中国热的今天，中国当代文学有多少作品走向了世界？汉学家蓝诗玲指出了中国文学在海外出版的窘迫：“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8本中国小说”“在英国剑桥大学城最好的学术书店，中国文学古今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其长度不足1米”“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对母语为英语的大众来说始终缺乏市场， 大多数作品只是在某些院校、研究机构赞助下出版的，并没有真正进入书店”……
与此同时，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几乎都被介绍到中国，大量名作被一译再译，多次出版。相比之下，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在海外至今仍是少有人知，能够进入商业出版、摆上书架的图书更是少得可怜。大多数出版商、媒体，甚至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印象还停滞于封闭的乡村、政治迫害或扭曲的性爱等偏狭之隅。这显然是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的误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我们自身的原因，在推介作品时过分迎合西方读者早年形成的某些“偏狭趣味”，而忽略了对文学本身欣赏的需求。
我以为，中国文学要改变“逆差”的现状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首先，文学输出绝不会像物质输出那样简单，只要价廉物美就能讨人喜欢。文学输出是精神输出、意识输出，是要去影响别人原有的文化、精神和意识模式的，而精神上的交流、影响只能循序渐进，日积月累，别指望立竿见影。其次，和英语相比，汉语在世界上是弱势语种，能够从事文学翻译的汉学家很少，像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真正在搞中国文学翻译的人也就那么几个。现在虽然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但翻译家的成长是要有一个漫长过程的，没有十年八年是成长不起来的。再者，有些观念也需要改变。我们在面对世界时经常出现两极：要不过于自负，要不过于自卑。这两种心态都是走不向世界的。世界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写出真正沟通人性的文学，人性深层才是不分国籍的。
不过，我们也有理由乐观，有各种迹象表明世界正在被我们改变。比如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这相当于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引爆了一个原子弹，对中国作家走出去肯定有直接间接的好处。当然最有威力的“原子弹”还是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个“原子弹”已经波及世界每一个角落，不仅仅是文学或者文化圈，而是每一个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们的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不要操之过急，只要我们经济上保持不变的发展趋势，其他方面又有所改变，今天我们是怎么迷恋他们，明天他们就会怎么迷恋我们。
文化元素， 有吸引力方能走远
克里格·克鲁那斯，英国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艺术史教授、中国艺术史专家，中文名柯律格
最近我在读中国作家麦家的小说《解密》。起初我是在英国报纸的读书推荐栏看到这本书的，内容我很感兴趣，是有关数学天才从事密码破译工作的故事，现在这本书就在我的电子阅读器里。这本小说很有意思，它的英文译本也非常出色，优秀的翻译是一本小说能够受到海外读者欢迎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里不得不说，在英国的图书市场上，英文版的畅销中国书籍还是非常少的。
中国这些年的变化很大，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文化元素越来越丰富。上世纪70年代初在北京语言学院读书的时候，我能接触到的“流行”文化内容和形式都比较单一，更多的是类似样板戏这样思想上整齐划一的艺术形式，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虽然被人称为汉学家，但并不是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兴趣。我对我所在的艺术史研究领域怀有热情，对中国艺术史的新研究动向也十分敏感。此外，我会看中文书籍，也会观看中国剧团在这里的演出，但大多数时候并非因为它是中国的，而是我对这些文化现象本身十分感兴趣。这实际上可能也是大多数人面对外来文化的反应：更多是看是否感兴趣，而不是看国别。文化元素足够吸引人，一定会被接受和喜爱。
文化的对外传播是一件好事，也是政府应该支持的。但大多数时候文化现象与国家形象的关系并非那么紧密。就像英国人喜欢去西班牙度假一样，他们可能是喜欢西班牙的阳光或美食，不一定就深切热爱西班牙这个国家，热爱这个国家的文化，或者支持这个国家政府的外交政策。之前韩国的“骑马舞”风靡一时，英国的小孩子也在跳，一瞬间很多以前对韩国没什么印象的人突然都知道了韩国，然而这种印象仍停留在“韩国有点意思”上，比较肤浅。反过来，对一国文化元素的喜爱与否也不一定会受国家形象的影响。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时候，英国很多年轻人天天到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前示威，可回到家还是照样听美国的摇滚乐。
推广文化需要一些技巧，就好像老师给学生上课，如果强硬灌输，学生都会厌烦，但如果是学生自己发现并产生兴趣的内容，效果就不一样。现在中国文化的传播方式很多，很难界定哪种方式最佳，因为影响力是很难衡量的，但传播的方式和途径越多，受众接受的可能性就越大。
海外受众对一国文化的了解和接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英国从17世纪就开始推广莎士比亚戏剧，现在仍不遗余力，重要的是英国人本身因此而自豪，而不仅仅在于看重游客和观众带来的经济利益。
（本报驻英国记者白阳采访整理）
思想先行，传播才能既深且远
林雅翎，法国翻译家，上世纪70年代末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习中文。1980年至1982年，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1985年携夫再次来到北京，定居至今
我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一直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在我看来，随着经济实力不断上升，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中呈现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元，不仅有“高大上”的文化品牌活动，如“感知中国”“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巴黎中国电影展映”等，还有很多活跃的艺术团体将中国戏剧、语言、风俗饮食推向了世界。我身边的法国朋友对中国文学文化很感兴趣，当然也许是受我的带动。
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彼此了解和相交，首先在于对各自文学、文化的接触和感受。将中国小说翻译给法国读者，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这也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刚开始翻译中国小说时，常常是我主动去找法国出版商，费尽口舌让他们对我想翻译的中国作品感兴趣。如今，出版商向我约的书稿翻译已排满未来的两年。越来越多的中国现代和当代作家为法国读者熟知，法国各地书店中都能看到中国小说的身影。
文学作品反映社会众生态、国民历史与现实，是国家真实面貌的集中体现，读中国小说，尤其是描写中国农村生活、城市变迁的内容，很有穿越感。中国无疑应借助经济发展这股东风，向国外介绍更多作家作品，这种知识和精神层面的无声浸润，才能让中国文化在国际上传播得更远、更久。
具有中国人文特色，对中国历史有思考、对现实问题有批判的作品，会吸引很多外国读者。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学风格的认可，中国文学正在融入世界文学之苑，这是重要的进步。翻译成各国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让外国读者了解到它所承载的文化，一国的思想、文化以及形象才能深入人心。
30年前，法国人几乎不知道中国绿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中国茶随着法国游客和中国人外出打拼被带到法国市场，龙井、碧螺春、铁观音、普洱等开始成为法国人喜爱的饮品，喝茶有益健康的理念也逐渐被法国人理解和接受。身心平静才能品出香茗之韵，这种禅意让法国人着迷。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喜欢上喝茶就必然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中国文化，这种由点及面的扩散是一种自觉地、愉悦地文化传播。
现在，我在法国的姐姐已经不喝咖啡也不喝红茶，只喝中国绿茶了。文化对生活习惯上的改变，是文化交流交融的体现，也彰显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和长远的影响力。文化“走出去”是慢工出细活的长期工作，走出去的不仅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内涵和思想。
（本报记者李琰采访整理）
搞好传播，重视运用社交媒体
大卫·萨默斯，美国资深外交官，中文名苏默，先后在美国华盛顿和中国台北学习汉语，之后，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处工作3年
在我25年的外交生涯中，真正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诗词一直十分感兴趣。徜徉于那些优美的诗词意境中，仿佛是在与古人对话。古诗词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精华，值得更多人去鉴赏、品味。
在接触中国古诗词以前，我以为它们不过是一堆晦涩难懂的文字。然而我惊喜地发现，这些古诗词向我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一扇通往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的大门。这一爱好不断地加深着我的中国情结。
中国的古诗词在一战后就曾对美国的现代诗歌产生深远影响，说明中国文化很早就已悄然在向世界传播，并影响着世界。毫无疑问，近些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显而易见的潮流。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不断深入，中国的“风水”“针灸”“功夫”等早已名扬海外，就连中国的春节文化也好似西方情人节一样家喻户晓，中国文化正在让世界上更多的民众了解和喜欢。
文化走出去的更高要求应当是如何改变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进而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应当运用好社交媒体，因为这是当下世界最重要的沟通平台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应该向世界更多宣传自己擅长的领域及取得的成就。
（本报驻美国记者廖政军采访整理）
文学推广，翻译水准至关重要
莉莉亚娜，墨西哥学院教授，知名汉学家，曾多次担任墨西哥总统汉语翻译，1985年北京语言大学毕业
1981年，我刚刚高中毕业，获得了去国外学习的机会。凭着对神秘东方的向往，在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愿望驱使下，我选择了中国。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中国太过遥远，这种遥远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更多的是心理、传统上的。作为在西方教育体系中长大的我来说，学习中的困难不仅仅是语言，还有如何领悟汉语背后所蕴含的中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4年的学习让我爱上了汉语和中国文化。我特别喜欢老子的著作和思想，这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对金钱、生活、权力以及人生的看法。
文学是最好的文化传播与推广方式，成本低、受众面广，人人都能接触，而且影响深远。我曾和赴墨西哥留学的中国学生以及墨西哥学生一起将许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在墨西哥出版成书。不过，翻译是集体工作，如果能有中国翻译家和外国翻译家合作，就能既保证文字通俗易懂，又保证原文神韵内涵不失。作品的选取也不以取得多大的文学成就或获得了什么奖项为标准，而应选取反映当代中国人现实生活状况以及展现工人、农民等各个社会阶层面貌的作品，使外国读者可以真正了解到当代中国社会不同的人的生活面貌，这才是最重要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本报驻墨西哥记者姜波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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