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供给不足 金融扶贫难言精准

15.10.2014  12:14
■精准扶贫政策调查系列报道  安徽篇(3)■本报记者  王永群

  有钱找钱,易;没钱找钱,难。让贫困户自己去找钱,难上加难。这是贫困地区众所周知的“真理”。
        “这是截至8月底的小额贷款农户名单和金额,贷款余额比去年增加了20%。”9月18日上午8点不到,安徽省岳西县农合行毛尖山支行信贷员王之新就已经准备好行头,要下乡考察农户。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翻看了他引以为豪的信贷名单花名册后发现,近60个贷款农户中,没有一户是贫困户。

  同样的景象还发生在安徽省怀远县,在怀远县副县长徐长奎提供给本报记者的信贷扶贫资金项目立项审批表上,记者发现,该县实施的100多个项目,贷款对象都是农业企业,扶持项目主要为生猪屠宰深加工、水产规模养殖、蔬菜加工、种植基地建设等,和贫困户没有直接联系。
        “多年扶贫开发的实践表明,越是贫困的地区,越是金融的‘盲区’。一方面农民贷款难、贷款贵,扩大再生产或转变生产模式缺乏金融资本;另一方面农村金融基础设施薄弱,基础金融服务供给不足,要让这些地区的人们‘拔穷根’,必须‘输血’与‘造血’并行,健全和完善金融扶贫机制。”在此前本报记者参加安徽省“政协江淮行”活动采访中,安徽省金寨县财政局局长黄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前,金融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贷款难和贷款贵。贷款难,关键是农民很难提供有效担保,金融机构担心风险控制;贷款贵,最直接的表现是农村贷款利率远高于城市,农民利息负担重。

  黄刚曾经干过扶贫工作,目前还兼任金寨县金融办主任一职,集多重身份于一身,其对金融扶贫理解更为深刻。他说,以金寨的农村为例,由于县域及以下金融机构少,农民不仅难以获得贷款,涉农贷款利率更高,普遍上浮超过50%,有的贫困村十几年没有获得过银行贷款,农民小额资金需求主要靠生产积累、托亲靠友、民间借贷和当地互助资金等来满足,遇到大额需求甚至要背负沉重的高利贷。

  金寨不是孤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大都处在自然条件严酷,交通不便的山区,扶贫开发成本高、难度大,实现脱贫致富受到多重制约,是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也是新一轮扶贫开发必须面对的硬骨头,要如期实现脱贫目标,必须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实现集中攻坚。发展需要钱,但仅靠目前有限的财政扶贫资金,难以满足扶贫攻坚资金的需要。
        本报记者采访中发现,由于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普惠金融仍在探索中,在安徽,精准性金融扶贫多在银行之外。

  “小母牛计划”:互助资金精准扶贫的尝试

  安徽省霍山县但家庙镇胡大桥村在国内贫困村中“小有名气”,因为国际小母牛互助合作资金项目在此试点。

  1998年至2003年,荷兰政府无偿援助2000万荷兰盾,加上中国政府配套资金,在霍山西部贫困山区的9个乡镇开展试点,项目活动内容涉及农业、林业、灌溉、卫生、教育、交通、政府机构的职能加强与转换、社区发展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多个方面,旨在为“造血式扶贫”发展探路。但家庙镇是试点之一。

  胡大桥村有24个村民组,641户,其中贫困户121户,是全县“互助资金”试点村之一。在实施互助资金项目试点以前,这里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多数农民一年忙到头,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一些村民也想投资搞点种养业,却拿不出启动资金,我们这里的农民没有贷款习惯,因为根本贷不到,很多家庭连想都不想。”胡大桥村老院组张宜寿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早年他和许多乡亲一样,过着“生活无着落,生产无资金,发展无信心”的穷日子。

  在经过多年试点后,2009年,原仓坊社区资金和国际小母牛项目互助资金合并成立的胡大桥村扶贫互助协会注册成功,成为安徽省最早在册的互助资金试点之一。

  霍山县扶贫办副主任郑慧平是小母牛基金霍山管理人之一,她见证了张宜寿家的点滴变化。第一笔资金借给了张宜寿。他家以前是特困户,有个儿子是残疾,另外2个孩子都在上学,妻子生病吃药,全家人挤住在3间土坯房里,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钱借给他后,协会组根据他家人口多的特点,建议他贷款养猪,还特意请了“猪经纪”为他挑选了2头母猪,聘请乡兽医站专家做他的顾问,提供技术指导。

  “2009年,他们借给我家3000元养猪,一开始本钱少,养得少,现在越养越多,早就不是贫困户了。”张宜寿说,他家累计借用扶贫资金4次共2万余元,现年出栏生猪100头,产值10万元,纯收入3万元,人均增收上万元。

  郑慧平说,脱贫只是第一步,资金与产业结合才能产生大效益。随后村里又成立了胡大桥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进行生猪养殖统购统销,同时对会员实行优惠政策,凡会员买饲料,合作社免费送货,会员无钱购买饲料时,合作社照常供应,等大猪出栏时,再收回饲料款。“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以后,互助资金作用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