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荡里神出鬼没打鬼子
| ○孙广的儿子在本月领到新的烈士证明书 |
1921年出生在安徽嘉山的孙广，1939年入党。1944年洪泽湖边，孙广在日本人扫荡清剿抗日部队中牺牲。那年，他才23岁，他唯一的儿子孙明扬还未出生。关于父亲的事迹，孙明扬都是一点一滴从父亲的战友嘴里得知的。
芦苇荡里打击汉奸和亲日分子
抗日战争开始前，洪泽湖为土匪和反动势力所盘踞。1939年秋，日军侵占盱眙城后，这些土匪头子，摇身一变又投降了日军，长期潜伏于沿湖芦苇、草滩之中，在湖上设立关卡盘剥和欺压百姓。这些湖匪都有较精良的武器装备，并都备有钢板划子（一种船头竖块防弹钢板的木制战船），以多股力量在湖区活动。
生长在洪泽湖边的孙广虽然从小家境富庶，但是并没有因此就退缩。1938年他在老家泊岗乡加入苏北彭雪枫的部队，因为从小读过私塾，有一些文化，进入部队后他被派到了苏北泗洪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刻苦学习，很快得到了部队的认可，先后当过文化教员、政治教导员。
孙广在部队的安排下回到了老家。为了扩大革命根据地，扩大革命武装力量，孙广被派往家乡建立共产党支部发展共产党员，为前方部队输送革命力量。
他参加过泊岗乡游击队，抗战时期担任过国共联防队队长。“那时候在洪泽湖边，他带着游击队员白天隐蔽在芦苇荡里，晚上出来伏击当地的汉奸及亲日分子。有时还为大部队提供有力的战斗情报。”孙明扬说，父亲和战友们在一次次的伏击中干掉了不少汉奸和亲日分子。然而，毕竟长期的伏击使得敌人掌握了游击队员的行踪。1944年，日本人在扫荡清剿抗日部队战斗中，父亲不幸牺牲了。
父亲死的那年才23岁，母亲才22岁。母亲怀着6个月大的孙明扬得到了这个消息后泣不成声，“因为我之前还有两岁的姐姐，在我父亲去世前也过世了，就我这一个孩子了，还没来得及出来见父亲一面，他就走了，我就成了遗腹子。”
母亲目不识丁却更值得尊敬
1945年1月孙明扬出生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带着儿子在老家，家人劝她改嫁，她却说什么也不同意。“我母亲虽然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但是她说我父亲对她好，她永远都不会改嫁。我觉得如果说我父亲是为国家牺牲的烈士，那我的母亲更是值得我们尊敬。”
“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在打游击战，我母亲就带着妇女们编草鞋、做衣服，给战士们搞好后勤。后来，我父亲不在了，我又出世了，母亲就把所有的心思用来照顾我了，她说我是孙家唯一的子嗣，要好好照顾我，不能给父亲丢脸。”孙明扬的记忆里，小时候在老家的生活过得非常痛苦，经常饿得没有东西吃，他就和母亲一起到洪泽湖里捞浮萍吃。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了孙明扬初中毕业，“那时候学校的老师对我非常照顾，我说我要离开老家，他就告诉我让我赶快在合肥把户口落下来，他也帮了我很多忙。”孙明扬找到了父亲的老战友，老战友已经在合肥工作多年了，“当年他告诉我，如果想到合肥就来找他。”在没有告诉母亲的情况下，孙明扬找到父亲的战友把户口迁到了合肥，从此他便来到合肥开始学习生活。
身为烈士后人责任更重
为了照顾儿子，母亲也在不久后来到合肥。“我母亲那个时候就寄居在我父亲的战友家里，平时给他们当保姆，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我，供我读书。”时过境迁，生活越来越好，孙明扬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带着母亲，有了三个子女，本应该让母亲过上好日子了。可是没想到母亲却患上了重病，2010年离开了人世。
继承着烈士父亲的光荣和母亲的慈爱，孙明扬告诉自己的子孙，不能忘却祖辈的光荣。崭新的烈士光荣证挂在孙明扬的家里，“每次看到它我都能想起我的父母，以及我和母亲相依为命的那些日子。虽然我没有见过父亲，家里也没有留下一张父亲的照片，但是我脑海里好像刻着一张他的相片。”
孙明扬被邀请参加烈士纪念日的活动，能再一次缅怀父亲以及和父亲一样为国牺牲的烈士，孙明扬觉得很庆幸，“作为烈士的后人，我觉得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