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城民居建筑文化初探
我国传统建筑有两大体系，官式的和民间的。官式建筑如宫殿、坛庙、陵寝、寺庙、宅第等，民间建筑如民居、园林、祠堂、会馆等。“民居”一词最早出现于原典《周礼》，是相对皇宫居室而言的，把平民百姓的住室称为“民居”。今天，我们把各地的居住建筑都统称为“民居”。民居作为建筑内容之一，它是我国最基本的建筑类型，出现时间最早，分布地区最广，留存数量最多，并且与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浓厚的民族特征。
人类的一切文化都是从造物开始。民居建筑是一种丰富信息载体与文化形态。它是历史见证，是正在逝去的风景，也是为世界刻下永恒的印痕。舒城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民居文化源远流长，蕴积丰厚。近年来，根据考古专家对杭埠河中游区域糸统调查，大约在100平方公里范围内，已发现古人类聚落遗址55处，其中新石器时代多为岗地型，周代时期多为台地型。这就是说，我们的祖先从洞穴中走出来后，就选择在近山邻水、高岗瞭哨、背风向阳，便于出入的地方落位。以便于狩猎捕鱼，防御猛兽，阻挡风寒。那些简单稚拙的房子，已显现出民居的雏形。
随着时光的流逝，舒城民居的“履历”，已被历史尘埃所淹没，我们今天只能从出土文物和有关典籍的记述中，窥伺一点舒城本土民居发展的轨迹。1998年9月，龙河镇(今万佛湖镇)范家店村柧树东汉墓出土歇山顶二层彩绘陶楼，其第二层没有扶手栏杆。这为东汉时期民居发展提供了实证资料。晋代人陈寿在《三国志·吴书九》“周瑜鲁肃吕蒙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初，孙坚举义兵讨董卓，徙家于舒，坚子策与瑜同年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相通。”这里说的“南大宅”就是指周家庄院内的一处大房子。周瑜(175—210)东汉末年人，他老家在舒县(今舒城县)春秋山下的龙舒水畔(即今舒城县干汊河镇瑜城村境内)。“南大宅”就是门窗朝南、冬暖夏凉、宽敞舒适的居室。这说明在二千多年前，这里的民居建筑已发展到一定水平了。南宋史学家王称在《东都事略》中记述，“伯时致仕隐居老家归来宅”。这里说的“归来宅”即城东老宅(今飞霞公园仿宋建筑“归来宅”)。北宋画家李公麟在《山庄图》自序中写到：“元丰纪号，岁在丁已，月在涂即，买山于龙眠，以基以堂”(见宋濂《题李伯时<山庄图>》)。这里的“以基以堂”指的就是李公麟致仕回舒城后所建的龙眠山庄，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但从遗址来看当年的山庄，倚山临溪，避风向阳，是一处风水绝佳(风水先生称“天鹅抱蛋”)、景色优美(后人称“龙眠毓秀”)的山居院落。可以想见，当时的民居落位环境，就很讲究风土环境、水文地理、气候条件等因素。一句话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1960年代，县文物部门在城关郊区的鲍冲、三里等村的宋墓中，出土陶屋(楼)院落，有镰、锄、锤等工具和仓、井、灶等生活用具模型，还有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造型。再现了农耕社会的居民场景。
20世纪50年代，舒城境内的民居多数是清代以后的建筑。在山区丘陵、平川圩畈、河塘水边，凡适合人居住的地方，都散落着溢满各种文化元素民居景观，这为研究民居文化提供了多侧面的实证资料。舒城位于长江与淮河之间，是南北过渡地带，造就了民居既具有北方简练牢固的特点，又有南方精致瑰伟的风貌。清代民居建筑受明代的等级制度影响，一般庶民不用官方黄、青等色彩，只用砖木原色灰、棕、白色，素雅大方，不像京都皇家建筑，金碧辉煌，光彩耀眼。农村多聚族而居，形成大大小小规模不同的组群式村庄。山区丘陵一带多称“大屋”、“院子”。其标志建筑，如江家大屋(今晓天镇老街)、张家大屋(今汤池镇毛岭村)、韦家大屋(今高峰乡东港村)、施家大屋(三石寺村，已不存)、黄家大屋(山七镇腰圆村，已不存)、方家院子(今庐镇乡红庙村)、陈家院子(今山七镇陈河村)、强盗院子(五显镇上河村，已不存)、张家湾(山七镇柯湾村)；平原圩畈地区多称“圩子”、”郢子”,也有叫“大屋”“新房”的，如李家圩子(今柏林乡汪庙村)、吴家圩子(南港镇枣木桥村)、方家圩子(千人桥镇重阳村)、王家郢字(桃溪镇王泊村)、河沿上祝家老庄(南港镇龙潭村)、张家大屋(南港镇白马垱村)、赵家新房(杭埠镇杭埠村)，等等。总体来说，保存下来的旧民居山区比圩畈区数量要多。这些民居建筑，绝大部分都是抬梁式或穿斗式木架构，承受楼板和屋顶重量。建筑布局以“间”为基本单元，“间”横排成“落”，“落”与正面庭院组成“进”，多“进”纵深串联，再以高墙封闭组成住宅。开间多为奇数，一明(厅堂)两暗(左右卧室)的三间或一明四暗的四合院屋。一屋多进。门楼重檐飞角，各进皆开天井，通风透光，屋面水通过水枧流入阴沟，俗称“四水归堂”，意为“财不外流”。各单体建筑之间以廊相联，和院墙一体围成院落。现存的民居建筑多为硬山或歇山，极少悬山，落位一般都是坐北朝南，故有“有钱好买门朝南，冬暖夏凉不用烦”之说。人们视建房为大事，十分慎重。一般要请人看风水、择日子。从确定宅基地到破土、上梁、屋下水、安大门、再到上庄，都有相应的仪式，而且各处规矩也不相同。落位要择风水，动土要避开太岁(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上梁要查看当家人的时辰八字，开大门要避开子午线，上庄要择黄道吉日。另外，在舒城西南山区还有一些禁忌，诸如屋梁、檩条不用栗树或桑树，名曰“头不顶栗(力)”，桑与“丧”谐音；门框、门栓不用松树，松为松懈、不谨慎；对开大门，单扇不用两块板，两扇加起来是四，谓之“四路无门”；门槛不用梓木，叫“脚不踩梓(子)”；窗棂用单不用双，双为分金数，不主发；还有门前不植桑(谐音丧)，屋后不插柳(谐音流)；院内不栽梨(谐音离子)，院墙外不种葡萄(腾蛇入户)，等等。这些非科学意识，也都或多或少地渗透在民居的创建中。
解放前，人民群众地位低下、物质贫困，居住简陋，一般为八股架构，土坯墙，茅草顶，或只能挡风遮雨的“半披水”、合山棚，没有条件去讲究。土地改革中，地主庄园房子一并列入五大财产，分给无房或少房的贫苦农民居住。城镇私房改造，多出的房子没收归公。20世纪50年代后期，全民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舒城农村拆屋并大庄子，办“居民点”,因不便生产、生活，群众不乐意，很快就解体了。但原遗留下来具有明显徽派建筑风格的旧民居，仅剩下唐家大院、江家大屋、诸氏祠、汪氏祠等，屈指可数的几处。60—70年代，因木材、砖瓦等建筑材料贫乏，新建的民居多为简易穿方(三柱落地)或叉八股架构，草顶、土打墙、实壁实山。80年代后，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城镇经济繁荣，农村劳力纷纷外出务工，开始富裕，城乡兴起民居改造热潮。城镇小区楼房拔地而起，农村的康居不断建成，这些随着社会变迁衍生的新民居，嬗变中带着时代的个性和特征，以纷繁的姿态演释着万千的风情。它门犹如美丽的星子，镶嵌在民居文化的天幕上，在舒城大地上闪烁着斑斓而又奇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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