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张股票由李鸿章发起 最牛大股东盛宣怀
如今股市如火如荼，不断上演悲喜剧。众所周知，股票是起源于西方的公司制度。不过，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出现了类似的股份制运作模式。今天的史话，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和近代股票的那些事。
早期煤老板的股份制
在明清时期，开一座中等规模的煤窑，成为煤老板，大约需要多少钱？
以清朝的白银作为换算单位的话，粗略估算开一个中等规模的煤窑大概需要1500两银子。而清朝一个正一品官员的年俸大概也就180两银子左右，一个知县年俸大概是45两左右。一般普通家庭，一年能赚个10多两银子已算是小康家庭了。一次性投资太过巨大，在明清两代的民间资本一般都是采用分股合伙的形式来进行煤炭开采。在北京有许许多多小煤窑，清朝康熙年间，北京的一个小煤窑“得意窑”的一份合同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股份模式：窑主徐友松的“得意窑”初始工本为800吊(大约相当于800两)，而剩下的钱便引入了他人的投资：“其窑按壹佰贰拾日为则，去焦之信开地主业贰拾日，去安增开旧业拾日，去孙景懋开旧业拾日，徐出工本开新业捌拾日。”
这里的“日”并非天数，而是指股份，俗称“股子”。从这份合同可以看到，得意窑按一百二十股计算，徐友松在其中占80股，每股合10吊。得意窑全部股金应为1200吊。这份合同还规定，如果资金不足，可以透支，但月息为三分，出煤之后先还本付息，然后按股分红。徐友松投资占三分之二股份成为了该窑的新业主，也就是大股东。
同时合同还规定了“大股东”的权限：称“所有窑上办事人等，听其新业主裁。此系众家情愿，各无返悔。立此一样五张，各执一张，永远存照。”
古代股票是分红凭证
中国明末清初进入了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初期，企业经营规模正在逐渐扩大，资本需求不足的矛盾开始日益突出，于是产生了以亲友、乡邻共同集资形态的按股分利的小规模股份制企业，一般股东几人到几十人，并以中国民间传统契约、合约、执照形式载明企业名称、企业主营、企业总资本、企业管理人员、股东身份姓名(出资人、财东)、股东股份数量(股、份、分、俸、厘)，分红派息(按股均分)，股东权利与义务内容。
明清当时虽然没有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但一些制度已经非常复杂。“得意窑”只是元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中的企业的一个最普通煤窑厂。下面这个窑厂就更加复杂了。已经属于股份联合公司了。
清朝的王义德等十二家合伙人从邻近的六家地主手里承包了14座煤窑，然后进行联合经营。这十二家按二十股平均分配这些煤窑的收益。十大股中，有五大股的收入是归公司开销的，剩下五大股又分做四十五小股。地主只有五小股，但可得到扫场的煤末。王义德出资最多，故而所占股份也最多，他一家占十二股，其余11家共分二十小股。
企业受益后如何分红？这其中又出现了分红凭证，凭着这个凭证证明你在企业中占了几分股，然后开始领钱。
而在清朝中叶，实际上根据一些类似股份企业的合同，就已经有这样的分红凭证，这种分红凭证其实就是一种中国古代股票。
近代第一张股票诞生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股票实际上是和一个人分不开的。他就是李合肥，李鸿章。由于当时朝廷财政经费困难，1872年，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淞沪巨商朱其昂、朱其诏筹建上海轮船招商局，效西方股份制，以“官督商办”兴建企业，决定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每股白银100两，入股数目不限；入股后发给出资人股票，详载股东姓名籍贯，股票可以转让，办理过户手续；股东有权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100股推举一名“商董”，众商董推举“总董”，董事参与招商局及各分局的领导决策；按股份制模式实行财务管理，全公司的财务状况，每年要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并在《申报》等报纸上向社会公开，向股东们报告。由此，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和中国自己发行的第一张股票诞生。
1872年将100万两招齐之后，决定再招100万两。轮船招商局会办徐润认股24万两，并招亲友继续入股，招集股金占招商局全部资本一半以上。从那时候起在随后短短几年中，不少大企业都以此作为范本开始发行股票，当时中国兴起了一批近代股份制企业。
1883年10月21日的《申报》的评论说：“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因人一开，公司因之云集。”招商局股票的发行，可以说标志着中国经济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企业史及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
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股份制工矿企业有十五六家发行了股票，华商证券交易市场随之出现，外商垄断的证券市场遂被打破。
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十多家的厂矿企业经营获利很高，股票价格成倍增长。据《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记载，轮船招商局面值100两的股票，1882年涨到200两以上。1881年年底，开平煤矿正式投产前夕，其面值100两的股票在上海市场上的价格涨至150两左右，《申报》1882年6月13日记载，当年6月，有人愿以每股237两的价格收进开平煤矿的股票。
中国近代最牛大股东
在上海轮船招商局中，有一个人既是股东，也是管理人员，他就是盛宣怀。他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
对于李鸿章来说，盛宣怀既是其心腹也是其经济代理人。著名的史学家费维恺在详细考证盛宣怀的企业家生涯之后，认为盛从1871年开始，一直到1895年中日战争结束，在职务上，或者说在事业上，都是李鸿章的经济事务的代理人。盛宣怀的一个大手笔是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1876年年底，盛宣怀协助唐廷枢说服两江总督沈葆桢，筹资官款100万两，完成了晚清史上最大的一笔中资公司收购外资公司的庞大计划，使得轮船招商局的船只输运能力迅速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以上。
盛宣怀做的另一件事，对于岌岌可危的清朝廷来说也是很长面子的。在盛宣怀与英国驻上海领事梅辉立的谈判中，盛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应对能力，使得清朝廷与英国人签订了一份协定，得以用28.5万两银子赎回外国公司在1876年私自兴建的淞沪铁路。之后连皇上也召见只是秀才的盛宣怀。
当然盛宣怀的主要精力，还是在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而且主要负责电报线的筹建和官督商办电报局的组织工作。
从1885年开始，李鸿章命令轮船招商局完全改组，并委任盛宣怀为总督办。由此，轮船招商局真正进入盛宣怀时代。从1885年秋天一直到1902年年底，盛宣怀完全控制了轮船招商局，他是总经理，也是最大的股东。同时，他还是电报局的总经理，也是大股东。晚清工业体系中最大的两个产业，轮船和电报，都掌握在盛宣怀手中，以至于当时的中外人士认为，那是盛宣怀的个人产业。
作为大股东和官方背景，盛宣怀对于中国近代做了许多有利的事情，比如创制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办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还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可以说他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热心公益的企业家和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