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红包”协议书新规颁布三个月：医院观望 患者嘲笑

按照国家卫计委的要求，从今年5月起，全国二级以上医院的住院患者在入院24小时之内，都要签署一份《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并统一设立投诉电话，协议书亦将纳入病案管理。医方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通过医患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齐向“红包”说不。

如今新规颁布并号称“强制执行”已经三个月了，星报记者调查发现，仍有医院继续用沉默与观望来应对。这一纸协议，有人为它点赞，有人说它“鸡肋”，更有人怒称是“侮辱”。业内人士则表示，对于“红包”这一老生常谈的 话题 ，一纸协议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还有待考量。

【白色观点】

点赞：再也不用担心医生给我“穿小鞋”了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是较早开始签署“拒红包协议”的医院之一。5月1日起，该院要求各科室在患者入院24小时内，由经治医师向患者家属提供协议，签约后纳入病案管理，存放在住院病历内。除去部分特殊情况患者(主要指无家属、无陪护、无身份的“三无病人”)，其余均已签约。

王斌是“拒红包协议”试水后的一个“受益者”。在决定住院进行阑尾手术时，他甚至已经准备好“红包”，只待悄悄塞到医生手中。不过入院后，除了常规的知情同意书，王斌还签署了一份《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

王斌把协议书的内容从头到尾读了3遍，飞快地签上了字。“医生当时特意让我多看看，还开玩笑似的说‘这下你放心了吧’，弄得我反倒不好意思了。”王斌说，签了协议书，最大的感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医生给我‘穿小鞋’了。”

【黑色观点】

抵触：一纸协议，是“侮辱”还是“暗示”?

合肥 市一院的医生小王怎么也想不到，一次手术前的“拒红包协议”，竟差点成为暗示患者的“送红包通知”。

“那天我上班，刚好赶上跟患者签‘拒红包协议’。其实我一直觉得让患者签协议怪怪的，因为有次我听到患者私下里说，签协议是‘暗示’他送‘红包’。”偏偏小王那天的患者感受到了这种“暗示”，拿着笔有些犹豫。小王见状连忙解释这是规定，每个患者都要签的，“让她不要多想”。走出病房的时候，小王简直觉得如芒在背。

在采访中，多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表示，这样的协议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收‘红包’的医生毕竟是少数，可是这样一来，好像所有医生从前都是要收‘红包’的，只是现在不收了而已。”

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莫名其妙”的协议，是对医生的一种“惩罚”，对尊严的一种侮辱。他说，医学生进学校的第一天就要宣誓，这个承诺是终身的。如果一个人要不断宣誓，他的誓言是没有效的，“这很可笑”。

【灰色观点】

观望：仍有医院尚未执行，谈及效果直言“不好说”

日前，记者在省城一家知名的三甲医院内随机采访了30名患者及家属。其中，22人都明确表示并没有签署过“拒红包协议”，另有8名家属则表示“不清楚”。而在这30人中，有9人表示从报纸、电视等媒体上了解过有“拒红包协议”这回事，剩下21人则称“从没听说过”。据记者了解，这家三甲医院并未开展“拒红包协议”的签署工作。

“拒收红包协议”同样没有出现在省城望江路上的一家大医院内。但根据记者了解，如果有患儿家长坚持给该院医生送“红包”，医生会先收下“红包”，然后将钱存进患儿的住院账户中。

相比之下，不少医院则“变通”得多，他们将“拒红包协议”嵌入在入院告知书内，不过对于该协议收效如何，多数医院则不愿多谈。在位于省城庐江路上的一家三甲医院，当记者问及推行签署“拒红包协议”以来效果如何时，相关负责人连连摆手称“这个不好说”。

吐槽：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鸡肋”协议签来何用?

去年夏天，吴先生的母亲在省城一家医院做肠胃手术。老人已年过六旬，手术也有一定风险，当时全家人都认为“‘红包’一定得送”。可“红包”怎么送才合适呢?吴先生思来想去，在手术前一天下午走进主刀医生办公室，关上门，短暂交谈之后，吴先生将一个信封塞到医生桌上的一堆资料里，随后转身离开。

“说实话，我当时甚至有点害怕医生叫住我然后把‘红包’退还给我，所以匆匆走了。但直到我母亲病愈出院，医生也没有把‘红包’退给我，真不知道我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难过。”吴先生苦笑。当听记者说起现在医院手术前还可以签“拒红包协议”，他却一笑置之，“说实话医生不收红包，患者反倒没有了安全感。”

合肥市二院的胡医生从事医生职业将近20年，从来没有“收红包”这个概念。医院通知他在手术前要签署“拒红包协议”的时候，他觉得没必要，“如果医生和病人都没有‘红包’这个概念，医患矛盾也会少很多。”胡医生说。

“医生收‘红包’如今就是潜规则，就算签了协议，也有可能当面一套，背面一套，患者想送，医生敢收，最终这个‘鸡肋’协议可能只是流于形式，起不到多大作用。”已经怀孕6个多月的准妈妈小徐说，“不管到时候签不签协议，红包我肯定要送的，生娃这么大的事，花钱买心安嘛。听说要找熟人送，医生才会收，我老公现在已经在打听啦，顺便问问‘行情’。”

【业内支招】

协议不能杜绝“红包”，解决医疗资源供需矛盾才是关键

“法律是我们社会行为的最终底线，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法律裁决、执行之前，我们的行为是可以被包括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引导、改良的，医患协议拒绝红包的意义也在于此。”

在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张兵看来，医德医风同医疗技术一样，其优劣将直接关系到患者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因此“拒红包协议”不仅仅是一纸契约，更是一个导向。

不过张兵也坦言，签一纸协议并不能够完全杜绝“红包”行为，筑守行业底线、改善医患关系也不能单靠这一纸契约，更重要的是在于加快医药卫生事业发展，解决医疗资源供需矛盾，加强医疗卫生行业管理。

从长久眼光来看，改善医患关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需要统筹考虑，采取多措并举才能实现的。“比如需要一个良性的医疗费用支付机制建立；需要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医学科技的不断进步；医务人员素质的提升；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法律体系，并且有法必依等方面。”张兵说。

记者手记： “拒红包协议”，到底打了谁的脸?

“红包”何时大行其道几乎无法考证，仿佛一夜之间，医生收红包收得心安理得，假如不收病人心里就不踏实。曾有 新闻 报道，某位病人因为医生拒收红包，愤然挥拳相向，荒诞却又让人叹息。

医疗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注定要失败。医生收“红包”现象很重要的原因是医疗资源稀缺和医生和患者信息严重不对称，医患双方之间的互相信任绝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重建，一纸协议也不能彻底解决“让红包飞”的局面。

说到底，送红包既不是打医生的脸，也不是打患者的脸，它和我国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有关——优质医生少，病人多，再加上中国人讲究答谢等原因，才有了“红包”现象。

正如采访中一位业内人士所说，杜绝红包关键还要靠医疗改革来扭转“以药养医”旧体制，通过加大基层医疗机构投入和能力建设，设计更合理的诊疗制度，建立符合医疗行业规律特点的价格体系等综合措施，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