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体制改革：政府将不再直接管理科技项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曾受邀去瑞典做学术交流，住在斯德哥尔摩一座小岛上。他下榻的宾馆距离著名的诺尔贝奖博物馆，仅有几步之遥，他却感到遥不可及。

　　两会上，当郭华东看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我国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已达2%时，他对人类科学界最高荣誉的强烈愿望，再一次被激发。被唤起的，还有深层次的思索。

　　“我们的科研经费多，却没产出轰动世界的科技成果，也没有出诺奖得主，为什么?”郭华东说，这是因为“中国科学家没把精力放在科研上，而是满大街跑关系、争项目”。

　　3月11日，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的科技部部长万钢，说出了包括郭华东在内的中国科学家的心里话：广大科技人员多次提出，多头申请、跑项目的负担特别重。

　　为破除这一弊端，万钢说，我国科技体制过去一年打响了一场勇闯“深水区”、敢啃硬骨头的攻坚战。

　　这是一场呼唤回归科学春天的重大改革。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改革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方式。这一改革即指2014年年底出台的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管理改革的方案。

　　根据科技部的解读，这次改革即是将科技部管理的“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的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有关部门管理的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进行整合归并，形成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全国政协委员、科技部原副部长程津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尽管科技计划整合已有所进展，但更多的是对某个部门内部的计划进行整合，而部门壁垒难以打破，他说，“容易治的是自己这条龙，九龙还没治呢”。

　　面对中外记者，万钢没有回避现有科技计划和经费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他坦言，目前，中央财政的各类科技计划约由近40个部门管理，有近百个计划渠道，客观上的分散造成了重复和封闭，影响了效率，资源碎片化的问题突出。

　　正因此，对“科研人员的时间去哪了”的追问，在每一年的两会上，都是科技界人士的热门话题。

　　中国农科院有关负责人曾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该院2012年各研究所申报科研项目渠道平均多达21个，其中来源渠道最广的3个研究所分别有43个、34个和25个。相应地，科研人员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占全部工作时间的平均比例为51%，其余时间主要用来争取项目资金，参加各类会议、项目中期检查、项目总结验收等事务。

　　尤为严重的是，这种科研体制为科研腐败提供了空间。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被查、学术明星段振豪锒铛入狱等科研腐败案件，一次次拷问着我国现有科研经费分配体制。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说，一种常见的腐败现象是，申报人、中介与项目官员相互配合申请科研经费，若申请成功则按一定比例提取中介费。

　　郭生练曾多年担任过湖北省科技厅厅长，他告诉记者，一些有实力的单位和个人，申报项目和经费过多，分包或委托他人帮忙完成项目，导致有限的科研经费过于集中和使用浪费。

　　这种功利主义导向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学界风气，让真正搞科研的人负担越来越重。

　　全国政协委员、空军工程师李鸿打了个比方：如今是挑水的和尚越来越少，而站着吆喝、督导如何挑水的和尚越来越多，那些挑水的和尚还不得不向监工的和尚拉关系、套近乎，不然，连挑水的机会都没有。

　　3月7日，在政协科技界别联组讨论会上，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做起“自我批评”：“政府习惯用手中的权力管科学家，这从根本上是理念出了问题。科研的动力来源于科学家的好奇心和兴趣，可是我们的科学家成了被管的对象。”

　　变革正在拉开帷幕。为了改变政府主导的不合理“项目导向文化”，未来，政府将不再直接管理科技项目。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科技部牵头，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参加的科技计划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具体的科技项目管理，则交给“具备条件的科研管理类事业单位等改造成的规范化项目管理专业机构”。

　　达成这一目标并非易事。正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顾逸东所说，“科学领域的中介机构就是咨询评估机构，但目前我国类似的中介机构发展还不完善，需要有一个发育过程，才能逐步替代政府的部分职能”。

　　他同时表示，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更要看政府部委之间的改革诚意和魄力。

　　说到底，改革的宗旨是为了把科学家的时间还给科学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潘建伟注意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创新创造关键在人。“我们现在不缺钱，但如果没有人，砸再多的钱，都只是一串长长的零，毫无意义。”潘建伟感叹。

　　今天，万钢透露，两会以后，科技计划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将抓紧召开。这意味着科技体制改革已成开弓之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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