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皖北十年内频现塌方式腐败 涉及百余名官员
2001年到2004年间,皖北地区爆出以原副省长、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为首的腐败窝案,共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24人,引起全国震惊。然而2012年以来,皖北地区又接连爆出类似的“塌方式腐败”:萧县县委书记毋保良落马涉及80多名干部,包括6名县领导、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和几乎所有乡镇的“一把手”。泗县县委书记晏金星落马,全县40多名干部涉案被免职。
十年反腐,皖北地区为何仍频现塌方式腐败?“腐败顽疾”症结何在?如何让这个“腐败多发区”加快走向风清气正?记者为此进行了调查。
十年以降:皖北频现“塌方式腐败”凸显政治生态顽疾
2001年,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落马,拉开了一起特大腐败窝案的序幕。2004年,王怀忠被依法执行死刑,期间一个根植于安徽省阜阳市及周边的贪腐集团被查处:包括原市长李和中、副市长王保民、傅洪杰等11名厅局级干部和12名县处级干部,牵出47起腐败案件,涉案3亿多元。
但时隔约10年之后,皖北再次爆发类似的“塌方式腐败”:宿州市萧县县委书记毋保良受贿1900多万元落马,全县80多名领导干部涉案,包括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县人大副主任、副县长等数名县领导,以及公安局长、财政局长、交通局长等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和全县23个乡镇中的20名党政“一把手”。
而同在皖北的泗县,随着原县委书记晏金星落马,40多名干部也因违法违纪受到免职等处理,包括两名副县长,财政局长、发改委主任、卫生局长等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和多名乡镇领导。
对比从王怀忠到毋保良、晏金星的“塌方式腐败”,除范围从一个市缩小到一个县,多个方面高度相似:
——涉及面广、程度深。以主要领导为首,涉及多名领导班子成员,蔓延至多个直属单位和下级党委政府领导,形成一个区域性贪腐集团。
——以“人情、礼金”为纽带。多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之际,以“人情来往”名义,上下级之间“半公开化”的行贿受贿。王怀忠曾收受一千多人的贿赂,毋保良、晏金星分别受贿一千多次和六百多次。而收不收礼、收礼多少,又成为上下级之间“亲疏”的象征。
——给当地发展带来重大负面影响。这种以主要领导为首、金钱为纽带形成的官场同盟、官商同盟,破坏了政治生态,挫伤许多干部的积极性。打破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行贿商人非法获得暴利,给国家和人民财产带来损失。不良政风带坏民风,使社会上遵纪守法的意识淡漠,“办事找关系”、“事事钱开路”的观念盛行。
——社会矛盾积累。由于“权”“钱”横行,社会正气不彰,许多错误的人和事“无人管无人问”,不少社会矛盾越拖越大,上访多发。
腐败溯源:“人情礼份”成贿赂介质“买官卖官”潜规则仍有市场
皖北地域面积约占安徽三分之一,人口占近一半,人均GDP却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与经济不发达共生的,是皖北的吏治不清、贪腐高发。记者调研了解到,皖北成为腐败“重灾区”,既有一定的文化渊源、经济原因,又比较典型的反映了一些新时期体制机制的问题。
一位长期在皖北工作的县委书记分析,皖北民风的突出特点是“重感情、讲义气但无原则”,成为“权钱交易”易发的文化诱因。
阜阳市一位处级老干部说,皖北重礼节、重人情礼份的文化古而有之,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送礼基本上是“两瓶酒、一条烟”。改革开放后,物质条件提高了,干部思想道德 教育 和监督机制没跟上,在“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氛围下,“人情礼份”异化成腐败的载体。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送礼的价值“水涨船高”,形式也“丰富多彩”,“送礼风”愈演愈烈,直到本世纪初王怀忠案的大爆发。而近期毋保良、晏金星案中大量的逢年过节送礼行贿,表明“送礼风”在皖北仍有相当的市场。
记者采访了安徽多个相关部门和多名皖北干部群众,梳理出一些代表性观点:
——经济不发达,为“发财”而“当官”。皖北地区人口密度大,工商业不发达,发展机会少,干部工资低,人情礼份重。使得一些干部宗旨不正,将从政作为发家致富的渠道,一有机会“能捞则捞”。
——“一把手贪腐”风险。从王怀忠到毋保良之所以“塌方式腐败”难除,重要原因在于干部提拔任用的机制没有改变,还是书记主要说了算,那么一个地方的政治风气对“一把手”的要求就很高。“一把手正,他用的干部也正,政治风气就好;一把手不正,跟他意气相投的干部受重用,政治风气就会恶化,时间长了就形成塌方式腐败。”一名干部说。
——“唯票制”错误导向。根据之前的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制度,干部“不仅要让上级领导满意,还要让身边有投票权的同僚们满意”,一些干部因此“顺应歪风”乃至同流合污。“查处王怀忠,更换了一批领导干部,开展了干部廉政教育,但皖北花钱办事的腐败文化流毒没有肃清,干部不请不送难升官的潜规则虽有减少但仍然存在,这些主客观条件导致了政风不正,塌方式腐败再次发生不是偶然。”皖北一位干部说。
改善生态:“干部换血”攻破地方贪腐集团优化环境还需系统性措施
据介绍,“王怀忠腐败窝案”发生后,安徽采取了一系列反腐措施,其中重要一条是“干部换血”,从省直、皖南、皖中地区选派干部到皖北担任领导。记者从安徽省委组织部获悉,其中仅调任到皖北任县委书记的干部就有十几人。
但“一把手”换了,党委、政府的副职和权力部门领导仍多为本地干部,其中一些干部多年经营形成了“共腐共荣”的地方贪腐集团,利益盘根错节,“上有保护伞、下有办事员”,一时难以打破。不少地方政治生态依然严峻,甚至出现外来干部“受排挤”,“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安徽省纪委一位领导干部举例,皖南一位县长调任皖北某县任县委书记,积极发展经济,改善政治生态,处理了多名不称职干部。后被提拔为市纪委书记,却在党代会上落选市委常委,这是本地势力“排外、反弹”的典型反映。
“风气的形成非一日之寒,改变也不是一日之功。”这位干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给皖北改善政治生态提供了有利的内外部环境,但反腐的高压态势不能放松,作风建设必须常抓不懈、弛而不息。
一位从安徽省直调任皖北任县委书记的干部认为,不仅要从外部向皖北调干部,也要把皖北的优秀干部向外交流锻炼,形成双向良性循环通道,让皖北干部看到更多机会和希望,提振干事发展的士气。
多位专家、当地干部群众认为,加快改善皖北政治生态还需采取系统性措施:
——从严治党,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完善、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制和纪委双重领导制等机制,避免主要领导存在问题还“一手遮天”甚至“边腐边升”,最终形成“塌方式腐败”的恶果。
——反腐高压不放松,打破地方贪腐集团,以党纪国法全面取代“腐败潜规则”。切实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制度改革,让踏实干事、敢于担当的干部受到激励,“不干正事、拉帮结派”的干部没有市场。
——加大对皖北的关注和支持,以发展树导向、正风气。以向上的氛围改善经济环境和政治生态,使皖北早日走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洼地”,让近3200万皖北干部群众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