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数据造假是最严重的治理之霾

　　雾霾又起的季节，环保部门近来的一些动作，似乎让人感觉到一丝清风。先是前几天媒体报道，福建一家企业竟然把环境自动监测仪的探头放在矿泉水瓶子里，以得出一张“漂亮”的污染物处理记录表。事情被揭发后，该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因涉嫌伪造监测数据被移送公安机关。

　　同样在近日，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出于自身政绩考量，偷配长安区空气监测站钥匙，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警方立案调查后，涉案人员已被羁押在看守所。

　　在号称的“最严环保时代”，这些作假行为的曝光，或不太让人意外。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无论是企业伪造监测数据，还是环保官员干扰正常的环保数据采集，不同于往常的纪律处分与经济处罚，两起事件中的责任人被直接移送公安机关，就连西安当地的环保系统知情人士也表示：以前没有类似的违法处理——无疑展示了环保责任追究上的某种新气象。

　　去年，全国环境监测工作现场会透露，针对空气质量监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环保部决定用两年时间，开展全国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专项检查。设立专项检查，足见这一问题在现实中的严重性。从反馈的数据来看，该行动所带来的治理波澜也是显见的：今年1到8月，全国各级环境执法机构共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环境犯罪的案件1172起，同比上升14%。

　　从法律角度加大对环保数据造假的惩戒力度，当然是好事。但与往常多见的环保官员因经济利益而被监管对象俘获，或是企业在环保监测环节造假不同，西安环保系统官员对于采样器的干预，乃几乎完全是出于政绩的需要。这一造假动机所传递出的某种治理悖论，或值得正视。即在“最严环保法”生效后，随着官员环保考核压力的加大，自上而下的环保治理压力的传导，可能未必完全转化为治理的落实与深入，而反倒可能迫使一部分地方环保部门将更大的精力用于弄虚作假，在“应对”上下功夫。

　　承认这一点就不难明白，对环保官员造假行为的责任追究加码，或仅仅只是提升治理效率的一个着力点，预防环保治理权力出现由上到下的衰退或异化，仍不可大意。以西安的这次事件为例，当地环保官员使用的是利用棉纱堵塞采样器的粗暴做法，若干预方式再隐蔽一点，是否就更难察觉？而从私自配监测站钥匙，删除监控视频等违规细节来看，环保官员对监测站动手脚的空间不可谓小。更何况，被干预的长安区监测站属于国家直管监测子站之一，连国家直管站都敢下手，地方层面的监测又是否能够幸免权力之手的操纵，实在要打上一个问号。

　　其实提升惩戒力度也好，加大专项检查也罢，这些都仍是作用于纵向上的治理加力。要有效遏制环保检测数据的失真，横向上的加码同样不可少。它一方面表现于对社会环保治理参与和监督渠道的扩宽，另一方面更指向对环境数据监测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规范。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当监测数据的供给量提升了，环境质量监控和官员的政绩考核，不再单纯依赖于环保系统内的数据，而是借助多元化的监测数据相互竞争和验证出来的结果，既能减少企业与官员在环保数据造假上的侥幸心理，亦有利于增进民众对环保数据的信任度。

　　监测数据造假，无异于最严重的治理之霾。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基础信息的供给问题，这一工作做不好，“最严环保治理”就难免英雄气短。当然，要最大限度压缩环保监测数据的造假空间，提升环境信息的能见度，不单单有赖于环保系统的革新，一些属于权力运行体系上的问题，在根本上还有待更系统性的制度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