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市镇里的徽商“朋友圈”

        文化总是在交流融合中成长。那些交通畅连的地域间彼此影响更为显著，而影响的关键就在人的流动。可以说，历史上中国广袤大地无数次上演的南来北往、东进西去的人口迁移运动，助推了中国社会的持续演进。那些将安土重迁情结与族群迁徙行为完美结合的移民群体，正是繁盛不衰、交相辉映、多姿多彩的中华地域文化的创造者。

        在地跨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流域的安徽土地上，徽州是一片典型山水形胜的地理单元，同时也是移民文化积淀深厚的典范之区。回望历史，倘若没有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以来的一批批中原避乱移民集团的迁入与重组，便没有徽州区域的经济开发、社会改良与文化再造。

        有趣的是，徽州曾为北方“被迫”南下移民的落脚地，在此后的数百年间，又演变成为另外一种形式“主动”出击的商业移民的出发地。

        同徽州毗邻地近、山水相接的江浙大运河沿线，成为徽籍商贾大军全面推进和发展壮大的首选基地。与此同时，江南地域文化在明清时期异军突起，探其原因，除了本属旧移民、新土著的在地族群千百年来辛勤耕耘的功劳外，元末以来一代代寄籍苏、杭、扬、镇的徽州商业新移民对东南文化的演替、新变和复兴亦起过深巨作用。明清时期流传于江南的那些霸气十足的民谚，譬如“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道尽了徽商在中央财赋之区——江南经济版图上举足轻重、无与伦比的地位。大约从五百年前的明代中叶开始，江南文化的血液里已渐渐流淌着徽人崇文重商、贾而好儒的因子。

        众所周知，徽商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独特的一个商业人群。与历史上无数过眼烟云的富户豪强相比，徽商亦儒亦商的品格气质为商人群体在这个以农为本、重本抑末的国度正名，曾经根深蒂固的士农工商四民秩序框架被徽商打破，“士与农、商常相混”。和同时代其他著名商帮相较，徽州商人多以诗书为业的家族文化传统及其涵育而成的文化格调令他们在地域文化本已深厚发达的江浙地区一样可以自如地施展其商业与人文才华。在中国古人的商业伦理中，为商者皆知“人和”重于天时与地利，和为贵、和气生财之类商业信条俯拾皆是。惜为利字所驱，能将这些理念切实身体力行之、一以贯之者极少。而徽人在商海沉浮中体悟凝结而成的商道，诸如“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宁奉法而折利，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者，颇有哲思，发人深省，远比一般的从商信条要高大上许多。

        更值得一提的是，徽商似乎天生就有获人信任的亲和品质，在商业经营地常能快速结交一批相知相契的本籍人士，打造具有广泛认同基础的坚实“朋友圈”，这往往成为徽州商帮事业制胜的关键法宝。就连江南士人也深契其趣。明中期大散文家归有光曾为一寄籍吴中的程姓徽商撰寿序，归氏言“新安程君，少而客于吴，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原因何在？乃因这位程君“淳朴”而有见识，其居吴越久，吴人益加“信爱”。这其中，从徽人特有的“士而商”、“商而仕”的人文基因中演绎而出的异地亲和心性发挥了作用。既能从商固本、争财逐利，又不见利忘义，可以自然地投入到当地文化圈的建设与活动中去，这就是徽商的高明之处。

        比归有光稍晚的文学家钟惺，也用他的妙笔描绘了另一位徽籍商人的行迹：“程次公者，豪朗人也。所居之地能使其地之人乐而争有之。业盐于淮，淮人惟恐其不淮；移而之武林，武林人惟恐不武林；客金陵，金陵人惟恐不金陵。然而，次公实新安人也。”其处处受人欢迎、惟妙惟肖的生动形象跃然纸上。

        由是见之，徽商以雄厚资财为基础积极介入商业著籍地的文化事业，继而以人文活动为纽带建构起广阔的“朋友圈”，如此良性循环下去，生业自当更兴，江南社会亦愈加呈现“徽州化”的色彩。的确，明清江南市镇的兴盛绝然离不开生机盎然的徽人开拓，明清江南人文事业的灿烂也同样抹不去客籍徽人的助力凑集。江南的文化场中无处不钤刻着徽州商业迁移者的印记。

        南京大学历史系

        博士研究生 沈志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