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小学生都学些啥？种类繁多 让学生选择（图）
民国三年由上海一杂志社出版的国文教科书
教科书里的关于学生道德的教育
1912年出版的国文课本中记录了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
又到了开学季，在开学后领到崭新的教科书，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近百年前民国初年，当时孩子们的教科书里都有些啥？在安徽省档案馆内，收藏着大量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在这些发黄的教科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教科书不仅种类繁多、图文并茂，而且编写的语言大多切合孩子们的心理，很多知识内容都十分新潮，大都与当时的国际潮流接轨。
国文课本浅显易懂知识新潮
在这些种类繁多的教科书中，其中一套上海徐家汇圣教杂志社出版的《国民学校国文新课本》比较齐全，全部教科书一共分为八册，第一册重点认知生字，到了第八册重点介绍了各国风土人情和一些为人处世的方式。
其中第一册课本仅收录了243字，笔画全部在十画以内，每课生字仅二三字到七八字。第二册课本则增加了联字、造句的内容。八册课文由浅入深，逐步递增。几乎每课课文都配有插图。这本书中的插画均是采用版画的形式拓印而成，其线条细腻，由当时的美术大家绘制，笔法讲究，十分珍贵。
在这套教科书中，其中第四册课文《地图》写道：“师指一地图示学生曰：汝等观之，我中华位于亚洲之东南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之富，甲于全球。尔小子其各以振兴祖国自励而努力求学焉！”
在第三册中，介绍到了当时出现不久的车：“车之式不一，其用亦不同。或以人推，或以兽挽。惟人与兽，其力有限，不能负重致远。近世新制迭出，于是有火车、电车。火车藉蒸汽之力，电车则藉电力，皆预铺钢轨于路，循轨而行驶者也。”
据安徽省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从这些当时初版于民国三年(1914年)的课文来看，当时的课本文字都处于从文言向白话过渡的阶段，是一种半文半白写法，留有浓重的时代痕迹；内容则与时俱进，以灌输新知识为主，且简明扼要，图文并茂，能适应文化程度不高孩子的需求。
民国初年修身教科书不言“君主”
除了语文教科书，省档案馆内还收藏着一部分修身教科书。修身教科书就是类似于现在的思想品德课本。其中一套1912年出版、由商务印书馆印刷、供初等小学使用的《最新修身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内容重点突出了废除君主专制，建立共和的思想，并用守信、孝道等中华传统美德来教育当时的学生。
这套修身教科书共分10册，每册20课。而在这200课中，没有一个文字涉及到“君”、“忠”字。文章中提到最多的字眼要数遵循孝道、宽容、公平、进取、尚武、信实这些价值。其中只有一篇涉及到君王的课文，讲的内容还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故事。
在这套修身课文中，大部分配有精美的插画，其中《父母之恩》一文中画了一幅精美的插图。插图中，庭院中的四口之家，母亲正在哺育幼子，父亲教习长子，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同时右边还配有一段朗朗上口的文字：“人初生时，饥不能自食，寒不能自衣，父母乳哺之，怀抱之。子有疾，则父母忧之，居不安，食不饱，诸生思之，父母育子，劳苦如此，岂可忘其恩乎？”
记录当年最新的泰坦尼克号事件
同时，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并不忘记录一下当时发生的时事。1912年4月，泰坦尼克号在前往纽约的途中在大西洋沉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也被当时的教科书编撰者编入了教科书，供学生诵读。
商务印书馆1912年编撰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有两篇题为《铁达尼邮船遇险记》课文。当时描写泰坦尼克号时如此写道：“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4月自英国南安普敦启程，渡大西洋前往美国纽约。”“舟行后，天气晴明，水波不兴，旅客非常愉快。未数日，竟为冰山所触。”
在泰坦尼克号撞击冰山后，课文如此描述：“船长督率船员百计救护。既知无可为，乃发令下小艇，又令男子退后，妇孺登艇，男子闻令即退，无有喧哗者。”而邮轮沉没时的场景这样写道：“时船中电灯照耀，俨如白昼。乐工奏曲，不改常度。久之，乃易其欢愉之调，而为庄重之歌。歌曰：‘上帝乎！吾将近汝。’洎船沉，歌声乃随之俱沉于海底。”
据安徽省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这本教科书诞生于一百多年前，从出版日期上来看，距离1912年4月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刚刚两个月，通讯不发达的当时，难能可贵，另外，这篇文章也可能是一篇翻译国外的新闻稿件。因为当时泰坦尼克号沉没，是一件震惊全球的特大新闻。由于孙中山等民国的创立者们，大部分都是“海归”，对于海外的事情一直保持着关注，因此这起事件作为课文写入教科书里不足为奇。
教科书“竞争上岗”让编写者迎合儿童心理编书
从安徽省档案馆收集到的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来看，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可谓是种类繁多。光是小学类的课本十几种，出版社就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初中的课本种类七八种。仅仅是语文这一科，就有《开明国语读本》、《商务国语教科书》、《世界书局国语课本》等多个版本。
据省档案馆研究人员介绍，抗战全面爆发前的教科书的发行都是以“审定制”为主。这种制度下，教科书不是由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编写，而是让社会各界的力量都参与教科书的编写中，当时各种民营书店、出版社都能编写教科书，比如当时的上海徐家汇圣教杂志社都能编写教科书。这些教科书进入教材市场后，在教材市场上由各个学校备选。
而这样的竞争机制，为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留下了较大的自由空间。由于有了竞争，编写者在编写课文时，会迎合教科书读者——孩子们的心理，并且要考虑到教科书的内容新颖、吸引人。因此，民国时期民间自编教材在这一时期空前繁荣。直到民国三十六年，抗战爆发，才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进行统一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