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医报国正当时——我校前身“东南”师生奋勇抗日二三事
上世纪初，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科学”“民主”两面大旗在祖国的上空高高飘扬。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纷纷奔赴海外，寻求救国之道，不久，他们当中的热血精英又纷纷返回祖国，谋创救国之举。一时间“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安徽医科大学的前身东南医学院，就是一批留学海外的学子抱着“教育兴国”的初衷，于1926年5月创建于上海的。
“东南”之初，“医学救国”的教育事业办得风生水起，虽是私立却引起上海各界热烈反响，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于1933和1934年两次前往视察并分别题词“好学力行”“造就良医”以示褒奖。可好景不长，第一届学生还未完全走出校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声就打破了他们的美梦，特别是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东南”校舍几次被毁，可“东南”师生筚路蓝缕、矢志不渝，部分师生奔赴抗战一线开展救护，部分师生则克服困难坚守教学。在14年的抗战中，“东南”师生用自己的热血，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荣传统。
断指血书：抗日救国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敌手。全国人民奋力声讨，一时间，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同年12月17日，北平、天津、上海、济南等地学生前往南京，与当地学生共3万余人联合举行游行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
连日来，东南医学院爱国师生除参加游行请愿外，还纷纷走上街头，开展抗日签名活动。特别是得知民族英雄马占山奋起抵抗，率部在黑龙江等地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时，“东南”爱国师生群情振奋，立即决定组织医疗救护队北上。
据当时上海《申报》报道，由章淦等几位同学为首的“东南”爱国学生，深受“马占山将军绝塞孤军，与倭军作殊死战，义薄云霄，功在国家”之鼓舞，决心以自己绵薄之力北上抗日。他们一面募捐筹集财物，一面动员学生组织“援黑救护队”。限于当时觉悟和条件，有不少学识丰富的高年级学生报名后又打起退堂鼓，对章淦等同学表示出不相信。于是，章淦等30几位意志坚定的队员决定在全校学生大会上举行宣誓仪式。在宣誓仪式上，章淦“即取利刃截断中指，以血写成誓词一篇”，并大声说到：“我若中途畏难而退，有如此指”。抗日决心昭然于众!在场师生深受鼓舞，报名参加“援黑救护队”的猛增到80多人。
不久，80多人组成“东南医学院援黑救护队”便出发，经由张家口步行到黑龙江抗战前线。
以医报国，战地救护在一线
1932年1月，日本进攻上海，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楷、蒋光鼐率领下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爆发。当时上海各界人民组织反日救国会，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积极支援前线。宋庆龄、何香凝等知名人士前往上海慰问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倡议发起战地救护活动。东南医学院师生满怀爱国热情，积极响应号召，在院长郭琦元带领下，不顾安危，参加战地救护活动，支持淞沪抗战。此时，东南医学院内就附设国民革命军伤病官兵收容所，无论教授还是学生都积极参加救护工作。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一开始，东南医学院的真如校舍便作救护伤兵的兵站。当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制造了“八·一三”事变，顿使上海地区沦入战火之中。日军先后出动100余架飞机，对上海夜以继日的狂轰滥炸。东南医学院真如校舍、沪军营院址，全部毁于日寇侵略炮火之下。
此时，郭琦元院长接受国民政府任命，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负责人。他动员“东南”优秀专家和高年级学生加入救护队后，将学校交由东南医学院另一位创始人、著名眼科专家张锡祺打理，自己率救护总队随抗战部队奔赴抗日前线，辗转苏、浙、皖、云、贵、川等地直到抗战胜利。同时，同是东南医学院创始人的汤蠡舟，也积极投身抗日，并担任过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长。他多次组织学校优秀医务人员参加救护队，并曾亲自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送药品、器械，帮助训练医务人员。
抗日义士傅耀东
安徽人傅耀东，东南医学院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即投入33军参加北伐，任军医官。“9·18”事变后，他暗中联络上海进步人士组织“反蒋同盟”，以耀东医院作掩护，积极人事地下革命活动，后来发展成为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1932年上海爆发淞沪抗战，傅耀东和“安徽旅沪学会”的主要成员参加“救国决死军”义勇抗日，并任卫生队队长。战斗中十九路军一度退却到太仓，自以为“胜利”了，日寇拟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庆功大会。得知消息后，傅耀东等派人潜入会场，投放定时炸弹放于庆功台下。在日寇欢呼之时，“轰”的一声，日本军官大时白川等炸死，还有多人被炸伤。这一“轰”，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面对“不抵抗”政策，傅耀东的“反蒋同盟”积极筹划刺杀蒋介石、汪精卫。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六中全会，傅耀东等人决定组织暗杀。结果，汪精卫被刺伤。后因叛徒招供，傅耀东在上海耀东医院内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虽受酷刑，遍体鳞伤，却毫不屈服。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傅耀东等数人被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虽陷“孤岛”，不夺其志
上海沦陷后，东南医学院曾接到汪伪政权来电，要求将校名改为国立东南医学院，被张锡祺严词拒绝。此后，在学校的所有布告栏中，只有国民党重庆政府教育部的通知和规定，从未见过汪伪政权的通知，校门口亦坚决不挂汪伪政府的旗帜。“东南”一时成为汪伪政权的“眼中钉”。
在“孤岛”中，张锡祺苦心经营，在坚持临床和教学的同时，还坚持医学研究。1936年，他的“免疫体及细菌毒素通过角膜的实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日本眼科学会邀请他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学术会议，他的研究论文在大会宣读后得到公认，他的母校千叶医科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张锡祺拒绝接受日本政府颁发给他的博士证书。
张锡祺利用学术活动积极宣传抗日，还拒绝同日本人进行学术往来。招致了日本占领者的不满和怀疑，1945年7月25日，张锡祺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在审讯中，他经受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后因有个担任日军翻译的台湾青年暗中帮助才得以保释出狱。不久，日军便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奔赴延安的“东南”学子
东南医学院培养了一批爱国学生，为抗战救护和创建新中国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
任国祥，1930年在东南医学院读书时就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他在同学中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张贴标语。1930年12月11日参加上海市学生集会游行，纪念张太雷、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镇压，与其他同学一起被军警打伤后被捕入狱。后经营救出狱，毕业离校。1938年在湖南正式加入了共产党，1941年他奔赴延安，发挥专长，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当老师，为抗日培养医务人才。
毛泽东的老战友朱剑凡的小女儿朱仲丽，1932年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因为在她参加过党的地下工作，不幸被捕入狱。获释后转入东南医学院。1936年毕业， 1937年底便来到延安，翌年春在延安边区医院任外科医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她经常与白求恩、马海德等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一道工作。1939年初与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结婚。朱仲丽曾担任边区医院门诊部主任，抢救过许多危重患者。后担任中央机关医务所所长、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
陈应谦，1932年考入东南医学院，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毕业考入南京中央医院做实习大夫。1937年加入宋庆龄组织的医疗防疫队并担任队长，到大后方救治难民。1939年经李克农介绍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先后任教员、教育长、附属医院院长、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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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还有不少同学参加了新四军，从事卫生工作，如杨易立等。（朱梅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