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的重点和难点在供给侧——专访对外贸易经济大学副教授姜荣春
3月2日，商务部等13部门印发《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作为有史以来第三部针对服务贸易发展的专项规划，对外贸易经济大学副教授姜荣春在接受《服务外包》杂志记者专访时表示，规划从组织领导和规划层次、结构设计到内容编排都有不少亮点和突破。
“与前两个规划相比，不再是简单的部门规划。”姜荣春认为，这表明党中央、国务院更加重视发展服务贸易。
作为多年以来关注服务经济和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专家，姜荣春认为，“十三五”期间，服务贸易的地位和国际竞争力将保持稳步上升态势，但我国同时作为主要服务贸易大国和最大逆差国的局面恐怕难以发生根本逆转，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只能作为货物贸易的补充。
“服务贸易的重点和难点在供给侧，具体措施仍然是深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姜荣春说，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顺利，外部需求向好，“十三五”我国服务出口会有较快增长，出口地位有望再进一两个台阶。
不再是部门规划
《服务外包》：作为指导“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工作的顶层设计，您认为《服务贸易十三五规划》有哪些新亮点和新突破？
姜荣春：《服务贸易十三五规划》是有史以来第三部针对服务贸易发展的专项规划。从组织领导和规划层次、结构设计到内容编排都有不少亮点和突破。
一是从组织领导和规划层次看，本规划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商务部会同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其他38个成员单位联合编制的，经广泛征询意见后，再由商务部会同中央宣传部、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正式印发的，与前两个规划相比，不再是简单的部门规划。
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服务经济和服务贸易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党中央、国务院更加重视发展服务贸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13号）明确要求“提升服务贸易战略地位”。
由于服务贸易越来越多涉及到跨部门跨机构事务，加强部门协调和沟通成为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2015年9月17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商务部关于建立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国函〔2015〕143号），建立了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接受国务院领导，由中央宣传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39个部门和单位组成，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为召集人，商务部为牵头单位。2016年1月22日，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要求各部门协同配合，精心编制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提高对服务贸易发展的引领作用。
二是从结构设计看，本规划了《十二五规划》正文加附件的基本结构安排，但将部分内容做了调整。
《十一五规划》正文包括九部分内容，没有附件。《十二五规划》正文包括“发展现状和面临形势”、“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点领域”、“保障措施”等五部分，并以附件形式对于“重点领域”做了说明。
与之相比，本规划延续了《十二五规划》正文加附件的基本结构安排，但将部分内容做了调整。正文也包括五部分，即“发展形势”、“发展思路”、“战略布局”、“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除了名称精简外，添加了“战略布局”部分，不再出现“重点领域”，而是直接放在附件中。突出了战略布局的重要性且结构更加简洁。
附件部分也做了微调，重要领域由30项调整为12大类24个分部门，对某些条目进行了合并、删减或添加。
三是从内容编排看，亮点主要体现在，凸显了区域布局特别是境外区域布局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性。
前两次规划虽然都曾提及“推动/促进服务贸易区域协调发展”，但都没有单独成章，且都没有涉及境外布局。本规划首次对于如何优化境内外布局单独编排，更是首次提及如何优化境外布局，并做了具体部署，大大提升了区域布局尤其是境外布局的重要性。
具体来看，规划立足于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着眼于形成内外联动、开放发展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提出了优化境内区域布局、优化境外市场布局的总体安排。优化境内布局方面提出，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打造北京、上海、广东服务贸易核心区和环渤海、长三角、泛珠三角服务贸易集聚圈，在此基础上，打造“两横一纵”服务贸易辐射带，努力形成三核引领、区域集聚、纵横辐射、全面发展的服务贸易地域布局。在优化境外布局方面提出，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加大对东盟各国开展服务业贸易投资合作的力度；巩固传统市场，进一步提升与港澳台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加强与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合作，深化与周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加快培育新兴市场，加强与具有独特产业优势国家的服务贸易往来，积极发展与拉美服务贸易，以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带动中非服务贸易发展。
其中，“一带一路”不仅是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主导战略，也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坚持全球化的样板，在优化境内外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着核心和统领作用。
十三五：服务出口有望上升
《服务外包》：经过“十二五”时期的发展，我国服务进出口稳居世界第二位。您如何判断“十三五”期间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从数据来看，服务的大规模进口是我国能稳居世界第二的主要因素，这一现象是否还将延续？
姜荣春：从全球看，发达国家是世界服务贸易的主体。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印度、中国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承接服务外包介入全球服务经济价值链，在全球服务出口贸易中分得一杯羹。但总体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份额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与在货物贸易中所占比例相差悬殊，服务贸易玩家作为“富人俱乐部”的本质并没有根本改变，2015年，发达国家占到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三。
在上述背景下，自从1995年，我国逐步开放服务市场以来，一直是服务逆差国且呈现持续扩大趋势。尽管经过“十二五”期间的快速发展，已位居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国，但主要是由服务进口增长较快、规模较大导致的，以2015年为例，根据WTO统计数据，我国服务出口仅列在第五位，排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之后，而进口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同时也是第一大服务贸易逆差国，对主要发达国家均呈逆差。
最近两三年，我国教育、旅游服务进口增速已趋于稳定，继续采取措施降低旅游购物消费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逆差增长过快现象，此外，尽管基数较小，知识产权服务、文化服务及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出口出现增长态势。但总体看，由于服务经济和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消费结构升级和创新转型对于高端消费和知识密集型服务的需求还会继续增长，导致紧扣需求仍将处于扩展周期。
故此，“十三五”期间，服务贸易的地位和国际竞争力将保持稳步上升态势，但我国同时作为主要服务贸易大国和最大逆差国的局面恐怕难以发生根本逆转，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只能作为货物贸易的补充。
全面来看，有关未来服务进出口的具体走势将取决于如下几个因素：一是国内经济增长或者说服务消费能力增长/结构升级情况，如经济转型顺利，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对于教育、旅行等境外服务需求还会继续扩大；二是我国服务业扩大开放和体制机制改革进展情况，服务业扩大开放对于从供需即进出口两个方面影响服务贸易，体制机制改革则有利于更多生产要素进入服务经济领域，从而增加竞争，改善服务供给能力；三是地缘政治风险、经济全球化进展与世界经济周期变化情况。从实践看，随着我国重回世界经济中心，国外消费者对于中国服务的认可度和潜在需求有明显上升趋势，但由于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凸出，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失业率高，消费能力不足，未能全部转化为有效需求。如未来国际地缘政治逐步稳定，世界经济好转，对于扩大国外对我国的服务需求、增加服务出口是重要利好。
当然，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顺利，外部需求向好，“十三五”我国服务出口会有较快增长，出口地位有望再进一两个台阶。
深入推动服务贸易供给侧
《服务外包》：目前，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难点和重点在哪些领域？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突破？
姜荣春：在我看来，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根本上是要靠夯实服务经济发展基础，提升服务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发展服务贸易的重点和难点在供给侧，具体措施仍然是深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是由于服务经济体制机制落后和对内对外开放不足仍然是制约服务经济和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务之急是，在关键服务业领域彻底打破部门垄断和地方垄断，减少直接干预，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使得生产要素能够自由出入，企业不分大小、内外和所有制类型，拥有相同的商务环境，开展自由竞争。
二是由于服务经济特别是高端服务产业以知识处理和信息加工为工作对象，具有与传统产业不同的发展规律，核心竞争力来自于对信息、知识和高水平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需要转变不适应服务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治理理念，在优化融资环境、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保护、创新人才资本管理模式等方面探索营造有利于服务经济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三是国内外多项学术研究认为，构成服务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是高水平人力资本；实践中，服务竞争力强的国家皆为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国家也证实了上述结论。因此，提升服务经济发展水平和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关键不是人口数量，而是人口质量。研究还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可以抵消资本规模报酬递减效应且人力资本积累应领先于由其引发的增长，因此，应尽快考虑大范围提高年轻一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人力资源密集型服务出口向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出口转型提供充足的高素质人才后备军，夯实未来服务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基础。
当然，治本的同时也要治标。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地方针对服务外包、服务贸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旅游、文化贸易、技术贸易等出台了大量政策文件，设立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跨境电商试点、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以及各种形式的金融改革试点等进行各种探索创新试验，在“一带一路”、多双边、区域、次区域等国际合作框架下积极推动国际服务贸易合作等，对于提升服务经济发展水平和服务贸易竞争力，都是有益尝试，需要密切跟踪相关政策试验和合作协议执行效果，及时总结经验，做好推广升级工作。
在支持政策方面，可考虑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深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国内需求增长较快、缺口较大的高端服务需求，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鼓励扩大进口，同时努力补短板，增加国内供给能力，提升服务水平；二是对于在国际上有一定竞争优势或潜在竞争优势的服务领域，积极支持其大力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提升或释放竞争力；三是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开放，鼓励外商进入国内急需或有潜在竞争优势的服务领域，支持国内企业开展技术/能力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以更好满足国内对高端服务和先进技术的需求，促进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竞争力，同时也有助于提升我国服务要素在国际服务价值链中的分工水平；四是促进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同发展。服务贸易从货物贸易延伸而来，即使已经分开计算的运输、保险、知识产权使用、旅游项目中的商务旅行大多也是与货物贸易相伴而生的，新时期的技术发展使得各个产业“分而不离”或“二次融合”趋势进一步模糊了制造与服务的界限，虽然近些年服务贸易快于货物贸易，中长期看，必然与货物贸易共兴衰。服务贸易的长期基础离不开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的繁荣，不能简单认为，进入服务经济和服务贸易时代，货物贸易就不重要了。以最近十年兴起的服务外包为例，服务外包被视为技术进步和服务分工深化的结果，起步于软件和信息技术部门，早期主要服务于金融、电信和各类政府项目等服务业领域。但从最新趋势看，源于制造业的服务外包日益成为增长最快的新兴重要来源；某些创意密集型高端业务，比如，研发工业设计，往往要求靠近制造业基地。
由于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尚未成形，政策有较大操作空间，当前已制定《进口服务目录》、《服务出口重点领域指导目录》、涉及服务业的外商投资政策等可根据实践需求相机做动态调整。
供给侧角度看待服贸逆差
《服务外包》：早在从1995年开始，我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近年还有扩大趋势。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姜荣春：根据比较优势阶梯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决定其比较优势和贸易结构。服务贸易逆差表明服务消费需求与服务供给能力之间存在缺口，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结构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客观反映。
经济发展水平既决定供给能力也决定需求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则直接决定供给能力。我们试着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基本面具体分析一下。
从需求侧看， 服务贸易逆差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教育、旅游等境外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服务贸易逆差的出现和长期存在反映出我国居民服务消费需求与服务供给能力之间存在缺口，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居民对服务的需求加速增长，特别是教育、旅行等高端服务消费供需缺口较大，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使得国内无法满足的高端消费需求有机会释放到国外，从而成为逆差持续扩大的第一个重要来源。二是作为制造和贸易大国，对国际运输、知识产权使用、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和技术服务的延伸需求增长较快，构成另一个重要逆差来源。
从供给侧看， 服务业是服务贸易的基础。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于服务贸易具有特殊重要作用，服务业发展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人力资本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服务分工地位的关键要素。具体到我国实践，尽管大学扩招大幅度提高了人口受教育水平，但在发展服务贸易急需的高技术人才、专业人才和具有实践经验的国际化管理人才方面存在巨大缺口，工程、金融、会计、医疗、生命科学等领域甚至尤为严重。此外，由于服务经济和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及对内对外开放明显滞后于制造业，大量生产要素长期沉积在制造业领域，制造业产能过剩与服务业供给不足构成一对结构性矛盾，使得服务业发展规模不够、水平较低，从而制约服务供给能力的快速提升。
十八大以来，推动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开放成为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任务，通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发展，经济结构加快向服务转型，正是对服务性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响应。然而，总体看，由于我国加快向消费型社会转型，人民群众的服务消费需求规模和结构持续提升，制造业领域加快转型升级对于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快速扩张，而人力资本的提升是一个缓慢过程，制度变革也难以一蹴而就，导致服务供给能力提升速度仍然滞后于服务需求缺口扩张速度。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背景下，扩大服务业开放政策的需求效应能够在短期内快速释放而在供给侧产生的生产率提升和技术外溢效应则有一个滞后期，所以，体现在贸易数据层面，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逆差扩大趋势。这种情况下的逆差扩大，并不简单意味着服务贸易竞争力削弱，而应视为一个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现象。例如，从趋势看，留学、旅行等消费性服务经历了2009-2013年的快速增长后已渐趋稳定，增速逐步放缓。同时，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和产业升级进程加快，对于国际先进技术的需求不断扩大，专利许可、知识产权等生产性服务的进口仍处于较快增长期。
此外，多项研究表明，服务进口的技术含量具有显著生产率效应。现阶段，在货物贸易足以维持庞大顺差的背景下，服务贸易的首要功能是满足国内需求和支持国内发展，而非创造国际收入。因此，逆差既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的客观体现，也是满足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需求的必然需求。
当然，尽管如此，有必要对于服务进口和逆差扩张情况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监控监测体系，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逆差承受能力和对外开放进程相匹配，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将成重要增长点
《服务外包》：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服务进出口额合计1222亿美元，占全国服务进出口额的比重提高了3.4个百分点，为15%左右，远低于同期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25.7%，原因何在？对于“十三五”期间，我国在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您有哪些建议？
姜荣春：“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从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相通、货币流通到民心相通的循序渐进过程。由于沿线国家大多是经济不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合作层面讲，道路联通是第一步，所以在合作初期，主要以大型项目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建设等产能合作为主，之后才会进入贸易合作快速发展阶段。即使进入贸易合作阶段的国家，按照一般发展规律，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资源能源、农牧业和初级工业为主，其服务消费需求和提供能力都较为有限，服务市场的成长和释放需要一个逐步发展过程，因此，服务贸易也会滞后于货物贸易。
从数据看，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服务进出口额合计1222亿美元，占比约为15%，明显低于同期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25.7%。考虑到上述因素，“一带一路”从提出至今不过短短两三年，仅仅一年内与“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服务进出口额占比就提高了3.4个百分点，且中国服务出口额占比达21.5%，比2015年提高11个百分点，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总体而言，中长期看，“一带一路”作为未来服务贸易的重要增长点是毫无疑问的。“十三五”期间及未来五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继续扩大、开放水平持续提升，更多国家和地区纳入“一带一路”体系以及更多项目进入实施阶段，有望发展和延伸出更多新兴服务合作机会。例如，中石油下属勘探公司为沙特石油公司提供数据服务，项目金额高达1.7亿美元。对外劳务承包工程的快速发展和衍生出大量保理业务等金融服务。
决策部门应持开放态度，根据规划精神，密切追踪沿线服务市场发育水平和合作进展情况，鼓励各地各部门各机构加大创新探索，尽快推动形成联动发展、开放多元的服务贸易新格局。但短期内，特别是“十三五”期间，恐怕主要还是打基础的阶段，难以实现爆发式增长，需因势利导、因时而动，保持必要谨慎态度和战略耐心，既积极利用现有市场，也精心培育潜在市场，保证服务贸易增速能够明显快于货物贸易增长和世界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