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外包产业：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途径
服务外包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受到世界各主要国家高度重视。经过十一五、十二五时期的快速扩张，我国服务外包产业正呈现出量质并举发展态势，对推进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扩大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已成为我国外资外贸发展的新亮点，也是我国服务业开放发展的新引擎。
2014年底《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国发〔2014〕67号）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也预示着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服务外包作为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国际化水平高，竞争比较充分，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是新时期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途径。
一、正确把握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新形势
全球服务外包产业规模持续扩张，竞争日趋激烈。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且呈现出不平衡特征，但在市场需求驱动和服务供应商能力提升双重因素作用下，全球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持续保持较快增长。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仍居于全球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发包的主导地位，新兴经济体服务外包业务潜力逐步释放。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以“再工业化”为契机，全力打造以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高端服务业为引领，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依托的综合国际竞争力。新兴经济体也充分认识到现代服务业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鼓励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全球服务外包接包国家增至70多个国家，竞逐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以在更大程度上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利益。
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迈向量质并举发展新阶段。2014年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合同金额突破1000亿美元，国际（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超过500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二接包大国，业务结构不断优化，并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我国在岸服务外包业务占比持续提高，目前已增至30%以上。
当前，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已由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优势向人力资本和创新驱动等智力投入转变，市场布局已由离岸市场向离岸市场开拓和在岸市场挖掘并举转变，业务领域已由信息技术、金融等经济领域向经济、社会、政府等多领域拓展，地域主体正由示范城市向示范城市及周边城市延伸，区域分布由东部向中西部快速扩散，市场主体由外资企业为主导向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竞相发展转变、由数量扩张向规模扩张转变。
二、服务外包引领服务业开放发展
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服务环节分离趋势明显，全球价值链愈益细分，成为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驱动力，服务业开放发展成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新兴信息通讯技术作为通用技术，正在嵌入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服务外包产业成为引领我国服务业开放发展，推动重构生产组织方式、增强专业化服务能力、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培育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途径。
国发〔2014〕67号提出，坚持改革创新，面向全球市场，加快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外包产业，为新时期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明确了基本方向。鼓励各类所有制企业从事服务外包业务，推动企业转变观念购买专业化服务，拓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业务领域购买。未来将大力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设计、研发、互联网、医疗、工业、能源等领域服务外包，在推动新兴业态发展的同时，促进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教育、交通物流、健康护理、科技服务、批发零售、休闲娱乐等领域服务外包，优化现代服务业发展结构；积极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将非核心业务外包，推进金融领域有序开放，不断提升金融业发展水平。在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同时，优化布局国内市场，搭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业平台，并推进建设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新高地，提升服务业开放发展水平，促进开放型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合作，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加快推动国内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升级，引领带动国内服务业发展。
三、服务外包促进涉外投资体制创新发展
服务外包产业产生的最初动因，是跨国公司为降低经营成本采取的经营策略，具体体现为非股权投资形式。随着新兴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的不断演进，服务供应商逐渐以独立的经营实体形态出现，形成专业性服务供应商。同期，顺应服务全球化发展新趋势，IBM等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制造业企业率先实现战略转型，发展成为综合性服务供应商，成为服务全球化中的标杆企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不断拓展，价值增值日益向服务环节转移，服务业投资成为全球范围内资本等资源优化配置的新途径。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超过制造业，服务业对外投资也发展迅速。
从发展实践来看，初期服务外包成为我国引进外资的新增长点，产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成本导向。在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示范引领下，服务外包逐渐成为资本、人才集聚的重要领域。大批国内服务外包企业开始成长起来，华为等本土大型制造业企业也开始致力于朝向综合服务供应商的战略转型。服务型企业日益重视研发投入，具备实力的企业积极探索“走出去”，开展包括对外投资在内的多种经贸合作方式，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然而，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对我国服务业尤其是作为新兴业态的服务外包的发展形成了严重制约。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我国对创新利用外资管理体制、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作出了新部署。国发〔2014〕67号，对服务外包领域涉外投资作出了新安排。深化境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实行备案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方式，简化审批手续。为支持有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走出去”，将综合运用对外投资合作和对外援助等多种措施，探索开展研发外包等高附加值项目合作。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符合监管政策、适应服务外包产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有关部门和监管机构的指导下依法合规创新发展，加大对服务外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开展境外并购等业务支持力度。推动具备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申请参与服务外包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并根据试点情况及时研究推广。同时，为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还将进一步创新提升通关便利化、为中高端管理和技术人员提供出入境和居留便利、为网络接入和国际线路租赁提供便利等。这些创新性的政策支持及便利化措施不仅有利于增强服务外包对外资的吸引力，有助于推动服务外包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展对外投资等经贸合作，形成我国涉外投资的新亮点，更是推动我国涉外投资管理体制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有益探索。
四、服务外包助力提升自由贸易区发展水平
在多边贸易体制受阻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区建设受到普遍重视，成为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焦点议题。目前，我国已经签署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水平不高、规模有限。中韩、中澳（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已结束实质性谈判。我国正抓紧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进一步提升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积极推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适时启动与其他经贸伙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总的来说，我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及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较高，而服务贸易及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仍待提升。
服务外包作为新兴业态，是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是驱动全球资源配置的新动力，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受到各国高度重视。同时，服务外包产业覆盖众多领域，其内涵和外延仍待研究界定，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积极与相关国家开展服务外包业务领域的经贸合作，有助于推进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创新发展，加快生态环保、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推动服务标准出口，有助于探索推进双边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发展，是提升自由贸易区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重要手段。
五、服务外包助力“一带一路”战略推进
经贸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先导，服务外包则是推进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密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联系，既有助于构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多元化市场新格局，也有助于整合优化沿线国家资源配置，打造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形成分工协作、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据统计，2014年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125亿美元和98.4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25.2%和36.3%。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在互联互通大举推进基础上，将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一方面，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水平的大幅提升，将引致对经贸发展领域相关服务的大规模需求;另一方面，随着沿线国家信息化水平的持续发展，新兴科技成果将得以大规模快速应用和推广，专业化服务需求潜力将逐步累积与释放，进一步拓宽我国在高端服务外包业务领域的市场空间。服务外包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形成良性的互促发展，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理念和倡议，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