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之周玺
| ○《明史》 |
屡次弹劾不作为官员
如果说庐州的历史是一条浩瀚的长河，那么众多的历史名人，就如同一朵朵晶莹的浪花，使这条长河更加生动韵致、从而跌宕起伏，汹涌澎湃，激荡着亘古不绝的回响。 合肥作为一座拥有两千年历史沉淀的古城，在各个朝代都诞生过风流人物，其中在明朝弘治、嘉靖年间，就出现过一位为官清正、耿直不阿、名芳百世的名士——周玺，虽然这位周玺在史书上的记载不过寥寥数语，但是在后人眼中，他的历史地位是和宋朝的包拯、元朝的余阙是一样的，这也是后来周玺位尊为“庐州三贤”之一的原因。
周玺，字天章，庐州卫（今合肥市）人，登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丙辰科第三甲进士，授吏科给事中（明清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和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后累升至礼科都给事中（六科的长官，掌管侍从、规谏、稽察、补阙、拾遗等事）。
正德二年(1507年)，擢用顺天(今北京市)府丞。周玺为人慷慨好言，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初期，周玺请求毁去新建的寺庙道观，并逐法王、真人，停止道士所做的祈祷礼仪，并追论太监齐玄炼丹浪费财政的罪过。
不久，因为连时下雨，又与同僚一起弹劾侍郎李温、太监苗逵等人。
同年九月，因星变，再弹劾李温与尚书崔志端、熊翀、贾斌，都御史金泽、徐源等人。熊翀、李温、金泽等人因此被罢免。当时武宗派遣太监韦兴镇守郧阳，周玺上疏反对。之后又与同官请求改正时政弊病，没有得到批准。
正德元年，周玺再次上疏，弹劾大臣贾斌等十一人以及中官李兴等三人，勋戚张懋等七人，边将朱廷、解端、李稽等三人。此后又上疏指责武宗荒乱时政，言辞切中时弊，且内中多有劝谏，御史何天衢等看过周玺的上疏后亦非常赞同。奏折抵达礼部后，礼部尚书张升请求武宗采纳周玺的建议，但是被拒绝。武宗虽然不加以责怪，但仍然不采纳。次年，周玺升任顺天府府丞。因其屡次进谏，得罪刘瑾等人。当时，武宗命周玺与监丞张淮、侍郎张缙、都御史张鸾、锦衣卫都指挥杨玉勘察近县皇庄，杨玉为刘瑾党羽，周玺对其辞色无假，与其交往只用牒文。杨玉奏其侮慢皇帝亲使，刘瑾于是矫旨逮下诏狱并严刑拷打，周玺以此致死。
刘瑾被诛杀后，诏复官赐祭，体恤家人。嘉靖初年，录用其一子为官。
一生从事监察工作
周玺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而其最先得到官职吏科给事中，按照今天的话来说，是属于监察系统，即属于都察院。而在明代，都察院是专门负责维持封建国家机关以及官吏纲纪的部门。
都察院的主要工作人员是各种御史，他们按地区和业务分工，负责对全国各方面的监察工作。
都察院的御史是最直接维护朝廷封建统治利益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职级虽然较低，但权力很大，所监察的范围也较为广泛。
除了都察院系统的各种御史外，六科给事中也是掌管监察工作（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和稽察六部百司之事）的。十三道御史与六科给事中，当时被合称为“科道之官”，在政治上是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而周玺能够成为这其中的一员，也体现了其政治水平的高明。反过来说，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和权责范围，周玺才可以在给事中的职位上一而再再而三对皇帝和大臣勋贵们提出劝谏和弹劾。
在查阅《明史》的时候，我们详细列数了周玺弹劾过的人数至少有三十人以上，“……其劾法王真人，劾太监齐元，侍郎李温，太监苖逵，尚书崔志端、熊翀、贾斌，都御史金浑、徐元，又应诏陈八事劾大僚贾斌等十一人，太监李鼎等二人，勲戚张懋等七人，邉将朱廷等三人，又称其论太监韦兴不当命守郧阳及忤瑾党杨玉……”
弹劾的范围包括朝官、内官、勋贵和边将，尤其是弹劾大太监刘谨的党羽杨玉。
史书上并未记录周玺是否曾有弹劾大太监刘瑾的记录，但是到了清朝，清人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收录了周玺的奏书共十三篇（孝宗弘治朝六篇，武宗正徳朝七篇），其中就有弹劾刘瑾的奏疏二篇。
负责编纂的纪昀和陆费墀对周玺的奏疏进行了高度评价：“……皆痛切，而劾瑾二疏，则尤直气坌涌，声溢简外……” 正是周玺“慷慨好言”的性格，使其好言，而且敢言，对于皇帝和权贵勋戚的所作所为“看不惯”，以及对这些人“辞色无假”，才使其招来了杀身之祸。
史载：“（杨）玉奏（周）玺侮慢敕使，瑾即矫旨逮下诏狱，搒掠死。”周玺被冤枉致死，这段冤案直到刘瑾被诛杀，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早就预料到会遭报复
我们不知道周玺在刘瑾及其党羽之前是如何考虑的，但似乎可以从其写给子女的家书一窥端倪。
《尽节前寄家书》：“前见潘二舅书说你母子要来京，不知何意。我在科多年，其淡薄尔辈所知。况此时刘瑾阴肆逆谋，主上信任不疑。诸臣惧势不言，我虽屡疏未下。毎念及此，食不下咽。尔辈但宜在家平平过日，各事学业。倘有难处之事，请潘二舅裁酌，不必来京，以致多事。五月初一日父寄”。
从信中可以看出，周玺已经认识到弹劾刘瑾及其党羽会有什么样的报复，所以才对家人子女来京目的提出质疑并拒绝“不必来京”。看似决绝，实际上仍是包含了对家人的热爱，不希望家人趟进这浑水中“以致多事”。
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不清楚周玺是在什么时间遇害的，但此信仍可以理解为诀别信。信中虽无涉及诀别一语，但读来仍是惨痛的。
透过这一张纸，我们看到了一个许国忘身、不惧生死的忠臣和一个对亲人子女充满爱护的慈夫慈父。
关于周玺之死，清人对《明史》的记载提出了怀疑：“……嘉靖二年谕祭文曰权奸构祸削籍归田，抑郁未伸，遽焉沦没，似谓玺卒于归田之后者，与史载玺杖毙事状绝不相符。岂当时讳其杖死，案牍所载仅以削籍为词耶？亦足见明政不纲恣为欺罔矣”。
他们从嘉靖二年的祭文中推断出周玺没有死在狱中，而是因削籍归田后抑郁苦闷而去世。清人认为明史没有记载这段历史的原因是“忌讳”，从而得出结论“明政不纲恣为欺罔”。
周玺死后，合肥为之立祠，是为周忠愍公祠。按《嘉庆合肥县志》载：周忠愍公祠……。春秋致祭，有祠生。有明（庐州）知府叶逢春记（《周忠愍先生祠记》），载《集文》。又载：顺天府丞周玺墓，在西门外三里井。今祠、墓均不存。
我们在查阅岳西县的志书中，偶尔发现当地居然也有一座周玺墓。据说，周玺遇难后，其子女为避株连，带着周玺的棺柩逃到今天的岳西县，并将周玺隐葬在当地店前河老街背后的平畈中，四面皆田。
到了清代，当地乡绅重修了坟垣。整个墓圹坐东朝西，以条石垒成，碑高1.5米，宽1米，上刻“周公天章墓”。
原亭前石柱上镌有挽联一副：“阉祸遍中原，薄海几人传谏草；朱家无寸土，荒原千古悼孤坟。”首先不论岳西县周玺墓的真伪，但是墓前的这副对联正是对周玺一生的真实写照和盖棺论定。
| ○《明史故事》连环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