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财政扩张有望延至明年
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增速携手房地产投资增速一起下滑，成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拦路虎，再加上基础建设投资对冲乏力，“三座大山”压得累计投资增速“跌跌不休”。鉴于年内稳增长已经进入加速冲刺阶段，三季度以来，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明显加大，但是稳投资力度似乎仍有不足。有专家预计，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财政扩张将至少延续到明年上半年。然而，另有专家提醒，扩张政策只能为稳投资进而稳增长赢得时间，真正的解决之道还在于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重组国家资产以拉动民间投资加速增长。
严峻 拦路的“三座大山”
今年以来，由于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增长乏力，《经济参考报》曾经先后三次预测累计投资增速将会止跌，但迄今未能实现。
制造业投资是投资中的大头，占比大约在一半左右。然而，由于近年来出口受阻导致国内产能过剩，加上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持续为负，制造企业利润下滑，导致投资后劲不足。这种情况在今年更为严峻。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5.6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7.7%。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称：“从上半年情况以及下半年的走势来看，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可以说比预计的更加严峻、更加复杂，并且还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值得关注的是，出口遇阻的形势短期内难以化解。8月我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较7月回落0.1，连续6个月下滑，表明今年第四季度出口压力仍然较大。国家发改委22日发文指出，外需形势低迷增加了出口回升的难度。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速总体呈放缓之势，近两个月又连续出现下降，综合分析外需形势和贸易条件等因素，下一步出口增速难有明显回升。
房地产投资此前一直是投资增长的火车头，今年以来也明显踩了刹车。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显示，如扣除7月的微涨，房地产投资增速已连续20个月呈下滑趋势，投资同比增速已从两年前的20%以上跌至不足4%。与此同时，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的土地购置费增速一路下行，8月更是由7月的增长9.5%直接转为下降9.1%。这显示开发商对国内房地产市场信心不足。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介绍，受调查的很多三四线城市中，包括部分二线城市，房地产库存普遍积压3到4年，有的甚至达到10年之久。
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财政支出未能持续发力，很大程度上受政府调控影响的基建投资在上半年同样表现平平。有分析认为，财政支出不给力与财政收入下滑有一定关系。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同口径增长仅为4.7%，税收同口径增长3.5%。作为地方政府综合财力重要支柱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亦大幅减少，上半年同比降幅达到38.3%。
发力 新一轮财政扩张
当前稳增长关键要靠稳投资，但在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放缓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的背景下，应对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关键还是要靠财政扩张带动基建投资增长加速。这也是财政扩张相对于货币宽松的优势所在：货币政策作为总量调节工具，在结构性调控中可发挥作用的空间比较有限，并且还面临着让金融体系落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去年下半年以来偏紧的财政政策是经济疲弱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4月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已在显著加快进度。今年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近26%，创4个月以来新高。财政支出的大幅增加表明积极财政政策近期强劲发力，致力于推动经济增长。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达到30.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为25%。今年前8个月，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4.8%，达10万亿元。
除预算内支出增长之外，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扩容、城投债发行节奏提速等都将改善地方政府财力。3.2万亿元的置换债推出后，今年地方债发行总量达到3.8万亿元。城投债发行量也出现回暖态势。根据WIND最新数据，8月发行规模环比有所回升，较7月微涨128.4亿元;发行量同比多增量进一步攀升，由上月的142.9亿元扩大为262.6亿元。徐高表示，预算内财政支出发力、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扩容以及城投债发行加速将共同改善政府财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回升，发挥重要稳增长作用。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表示，当前财政收支看起来比较紧张，是因为政府出台了一些稳增长的税收政策，主动放弃了财政收入的高增长率，而这正体现了财政稳增长的意图。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认为，明年政府肯定还有能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增效不是当前一小段时间，而应该是要在整个新常态期间长期实施的政策取向。“虽然财政结束了两位数高增长，但财政完全有能力加力增效稳增长。我们的赤字率还在安全区，有必要的话还可以提高赤字率，我们的负债也有空间，有必要的话可以增加负债。关键是资金怎么运用得好，加力之外还要增效，这和改革、机制转变要密切结合。”他说。
转变 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基建投资虽然是今年乃至明年的稳增长抓手，但是也要看到，当前财政收支矛盾明显加大，财政扩张很难长期持续。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关键在于增长动力不足，这就需要寻找新的动力。目前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方向，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则是手段。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经济学家刘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目前看，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基调不会改变，那能够改变的就只有松紧力度。松紧搭配的调控政策可以为应对经济下行问题赢得时间，但是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还要靠转变发展方式，包括转变现行财税体制、货币传导机制、微观主体定位等。于是今年以来，各界对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这种变化同样出现在投资领域。比如新一轮财政扩张的一个特点是强调盘活资本存量，目前主要采取的是通过督察的办法，然而效果尚不明显。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部长李建伟介绍，由于审计力量加大等多方面原因，很多投资资金中央已经拨付，但是由于地方配套资金困难且干劲有所不足，很多都还“趴”在地方政府或者项目公司的帐上。再比如，在刘伟看来，制造业投资疲软的主要原因在于大企业产业升级存在障碍，导致企业缺乏投资机会，有效的投资需求不足。而这一现象则表明，当前经济结构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变得更加直接。
如何化解经济下行风险，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研究员张晓晶的建议是尽快重新优化配置政府资产。他说，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在于提升劳动生产率，这在以前主要依靠经济结构的转换。但是现在再这么做难度比较大，那么还可以考虑的办法一个是加强空间配置，另一个就是改变经济存量的构成。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很清楚，就是政府控制的资源过多，主要包括科教文卫和国有企业两大块，需要改革的方向则是重置这些资产。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民间投资增速持续放缓、迟迟难以接过政府手中稳投资接力棒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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