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典忘祖的人为何老是雾里看花?

  　　10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

　　这两天,香港“占中”违法活动终于在国人众志成城的抵制之下，开始偃旗息鼓。12日傍晚，部分“占中”者决定离开龙和道及添华路的路面。在九龙旺角亚皆老街与弥敦道交界的示威现场，部分学生决定离开。正所谓，“邪不胜正”，民意的力量不可违抗。即使连日来“占中”声势颇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不乱香港不满意”的阵势，但10余天已疲态尽显。归根到底，任何有悖于香港社会长期繁荣稳定的行为，任何背离香港主流民意的举动，任何有损祖国统一和民族尊严的行径不仅注定失败，更是会被全体中华儿女和香港同胞所孤立和唾弃。

　　在智慧侠看来,不少的"占中"者本是年少小儿小女,他们的行为幼稚可笑,但他们数典忘祖的的愚昧引人深思.《左传·昭公十五年》载：一次，晋大夫籍谈出使周朝。宴席间，周王问籍谈，晋何以无贡物，籍答道，晋从未受过王室的赏赐，何来贡物。周王就列举王室赐晋器物的旧典来，并责问籍谈，身为晋国司典的后代，怎么能“数典而忘其祖”，后用以比喻忘了事物的根本，也常用来讥刺对本国历史的无知.试想，不断争取海外反华势力支持，不断联络台独分子寻求“指点”的数典忘祖之徒怎么能获得绝大多数爱国爱港的香港市民的信任与支持?只求自我非理性表达而不顾香港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只求用对香港金融中心的扰乱破坏换取国际关注的举动，怎么能获得绝大多数香港普通市民的声援与鼓励?一个罔顾事实法理、民主法治，视香港前途命运如无物的目标，又怎会获得全体华人社会和世界主流舆论的接受与认可?“占中”群体逐步土崩瓦解，用事实说明了一个问题，任何期望以“乱”来挟持香港、对抗民意的行为注定是徒劳和无法得逞的。

　　透过中央高层政治学习的迅息,似有强烈的针对性.因为在内地,也有不少数典忘祖的狂徒们,他们不知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遭受的世所罕见的外族入侵和内部动荡，中国人民遭受的前所未有的苦难.在他们看来,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对中国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只要对西方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一切便可解决.其实,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同时，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

　　数典忘祖的"西奴"为何雾里看花?智慧侠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本身就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

　　当然,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极大，人口众多，历史传统深厚，因此读懂中国并非易事。对于理解中国的困难，西方国家有深切感受。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理解一直在“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两个极端中摇摆，根本无法解释今天中国发生的一切。对于西方国家在解读中国发展问题上的无力，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主任克里斯蒂安·海尔曼在去年年底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试验西方始终没有读懂》的文章，坦承西方忽略了中国独有的政治决策体系。发源于东亚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与一神教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就是对其他文明兼收并蓄的能力。任何主义、任何思潮、任何典章制度，中国人都可以把它拿来“中国化”。

　　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到汉代“独尊儒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力推“胡服骑射”，就已经彰显出中华文明对异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能力。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事实上，儒学并未一统天下，诸子百家中的许多流派仍在民间流传和发展，并不断融入儒学。儒学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孔孟之后，汉有董仲舒、宋有程朱理学，明末清初有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儒学的发展实际上从未停止。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佛教发源于印度，但传入中国后最终与儒道合流而形成儒道释合一的新传统。结果，佛教在其本土发源地不断衰落，但在中国却不断发扬光大，影响遍及东亚。以禅宗出现为标志，佛教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20世纪以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思潮先后传入中国，也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在一起。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完成中国的现代建国。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国把社会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现代市场机制，但却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市场进行规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市场经济体系。显而易见，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概念都源自于西方，但在中国的土壤中已经成为现代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西学”已经变为“中体”的一部分。

　　不仅西方人在看中国社会时常常是雾里看花，不明就里，即使是中国人在看中国时也常常是“不识庐山真面”。蒋介石也算是一代人杰，不能说没有政治头脑。65年前，蒋介石在大陆兵败退到台湾后，一方面深刻反省自己，另一方面也潜心研究中国共产党和1949年建立的新共和国。他自认为集毕生之经验，看透了中共和大陆政权，在1956年出版了《苏俄在中国》一书。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把中共解读为苏俄的附庸，断言中共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中国大陆送入苏维埃俄国的赤色版图。可惜这本书出版不久，中苏就发生激烈论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甚至把苏联当做比美国更危险的敌人。跟中共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蒋介石从来就没有读懂过中共，遑论理解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

　　而许多热衷于数典忘祖的狂徒们,对中国认识的最大误区在于没有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立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论述林林总总，基本看法大体有两种。一种看法是把中国看成是前苏联的东亚翻版，这种看法尽管承认中国与前苏联有巨大差别，也承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重大变化，但认为中国终究还是前苏联共产主义模式的一个变种。一些西方战略家认为，中国这种共产主义变种可能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但与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却不相容，这种改良版的共产主义模式迟早是西方世界的威胁。还有一些数典忘祖的狂徒们理解中国的另一种观点是把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看成是中国西方化的一个过程，共产主义进入中国只是一个不长的历史插曲。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西方化进程在1949年虽然一度遭遇中断，误入苏联引导的歧途。但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就开始走出苏联模式陷阱，回归跟西方国家接轨的正道。今日中国政府虽然还在坚持过去的根本制度，但这只是一种维系渐进发展稳定的策略，中国彻底西方化的进程已经不容逆转。只要假以时日，中国终究会踏上西方国家走过的普世大道。

　　有学者指出:晚清的最后几十年，中国向西方的学习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从制度到文化的几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后，西学伴随着中国的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急剧扩张。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介绍了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政治精英也尝试了西方的各种制度，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走马灯似的更换。当这些尝试失败以后，中国从五四运动开始又引进了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因此应运而生。最后，中共依靠从苏俄传来的革命理论动员底层社会的劳工群众，最终在1949年夺得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诞生。然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历史的原生文明，根本不可能简单移植外来文化。西方的思想文化要想真正融入中国，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要看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有切合点?第二，这种思想能否经过行加工最终改造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但当这两个条件满足时，西学就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西学，而是中国化的西学，在本质上已经属于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曲阜孔子研究所的谈话中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的一句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继承一份珍贵遗产。”但是，以“中学为体”，并不等于要以“西学为用”，因为体用不可分。中国引进西学的关键在于“化西学为中体”，即把值得学习的西方之典化中华文化本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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