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数人担忧部门利益成地方改革最大阻力

  　　国务院取消和精简下放到地方的事项，大多数事项要通过地方来落地，因此，从2014年起，地方政府的改革和政府治理创新，事实上已经成为改革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课题组通过调查问卷发现，多数人认为部门利益将成为本轮地方政府改革最大的阻力

　　“简政放权激活市场和社会活力，过去改革也有所涉及，但老百姓并不满意。你认为对地方政府改革来说，最大的阻力来自哪里?”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部门利益作祟”。

　　这是今年4月出版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2014～2015)》(行政改革蓝皮书)中的一项结论。该报告由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成立课题组编写，主编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行政改革蓝皮书的副主编汪玉凯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说明，加大政府改革力度，特别是加大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普通民众期望改革带来实惠

　　迄今为止，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已经推出4本行政改革蓝皮书，今年的主题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地方治理创新”。

　　2013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两会”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要在未来5年内把国务院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三分之一。

　　据行政改革蓝皮书课题组统计，截至2014年12月，国务院共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728项，远远超出“三分之一”的承诺。

　　汪玉凯表示，国务院取消和精简下放到地方的事项，大多数事项要通过地方来落地，“因此，从2014年起，地方政府的改革和政府治理创新，事实上已经成为改革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

　　这也是国家关心的问题。去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委托国家行政学院等4家机构，对政府大规模简政放权的落实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国家行政学院随即成立评估组，分赴20个部门、11个省份，就本届政府前四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等事项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正是围绕此思路展开，总计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发放了500多份问卷，以了解他们对以审批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看法。

　　课题组总计收回有效问卷465份，包括党政机关人员239人，事业单位人员141人，国有企业人员67人，民营企业家7人，基层社区居民11人。

　　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群体中，有局级干部31人、处级干部251人，两者相加占比达到6成。

　　在被问及“对地方政府改革而言，你认为普通民众最大的期望是什么”时，有超过7成被调查者选择的答案是“能够在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服务、保障性住房等与民众直接相关的切身利益方面带来实惠”，排在第一位。

　　半数被调查者选择了“公共政策的公平与正义”，排在第二位。“遏制部门利益，规范政府行为”和“严厉惩治腐败，改善官民关系”紧随其后。

　　课题组认为，这个排序说明，对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而言，大家更关注民生以及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

　　针对企业的问题是：在地方行政改革中，企业最希望得到什么。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人选择的答案是“为不同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排在第一位。近半数人选择了“减少过多的行政审批、许可以及不必要的检验、检测、认证等”，排在第二位。

　　汪玉凯表示，这个调查结果有点出乎意料，企业的第一选项不是希望取消更多的行政审批事项，而是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这也说明了把政府职能转向“维护良好的市场和社会秩序、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以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意义所在。

　 　简政放权最大阻力在哪里

　　被调查者对地方政府改革阻力有怎样的看法呢?

　　为了寻找答案，课题组在调查问卷中专门设计了问题：简政放权、激活市场和社会活力改革中有可能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排在第一位的是：“部门利益作祟，有的把权力变成与民争利的工具”，占比超过5成。

　　“政府职能转变流于形式”、“政府行为得不到有效控制”、“地方领导不作为，缺乏改革的勇气”，分别排在第二位、第三位和末位。

　　课题组认为，这一结果说明，多数人认为部门利益将成为本轮地方政府改革最大的阻力。

　　地方政府一方面要承接中央下放的职能，一方面要向下放权，会不会出现梗塞现象?会不会出现有利的权力被截留、无利的权力被下放问题?

　　对此问题，超过4成被调查者认为：“会，部门本位主义思想，决定了会把一些有油水的职能留下，没油水的职能转移出去。”

　　还有接近3成被调查者认为，“不好说，有的权力下不下放，需要考虑基层政府的承接能力，不能为放而放”。另有四分之一被调查者选择“放权和加强监管要同步进行，如果一放就乱，不如放慢放权步伐”。两项合计超过了半数。

　　汪玉凯认为，上述调查结果发人深省，值得高度关注。

　　一方面，超过4成的被调查者认为，地方政府在承接中央下放下来的权力时，会按照自身的利益本位思维进行筛选，有选择地往下放权，使中央的政令在实施中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还有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对改革持谨慎态度：放与不放不仅要考虑地方的承接能力，还要考虑到放权以后的成效，特别是不能引起混乱。

　　 地方能否接好“下放”职责

　　课题组认为，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考验着地方政府的能力，特别是地方有没有能力承接好中央简政放权后的职责。

　　为此，课题组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地方政府公务人员适应转变治理方式后的能力;二是对地方政府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成效。

　　在回答“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对地方特别是基层公务人员的要求更高了，市场监管要多设路标，少设路障。他们有能力实现这种转变吗”问题时，在对待基层公务员的能力及其精神状况时，参与调查者的看法出现了明显分歧。

　　统计结果显示，认为“可以”和“基本可以”的人，对基层公务员的基本素质持肯定的态度，占比接近7成;还有3成人选择“基本不行”和“不抱希望”。

　　汪玉凯认为，上述认识上的分歧和反差，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基层公务员群体的行为复杂性和形象的不稳定性，所以，如何提升基层公务员的执行力，特别是规范其执法行为，仍然是一个不可小视的问题。

　　“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一直是地方政府的短板，政府职能转变后，有望在这两方面有明显改善。”对于这样判断，课题组发现，从回答的结果看，不管是党政人员，还是企事业单位人员，甚至包括基层社区人员，并不认可目前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采取的系列做法：认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观念落后、治理手段落后的人接近7成。

　　“这个调查结果，似乎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汪玉凯说，“这说明，我们传统的社会治理方法、手段乃至思维需要反思和改进。”

　　 权力清单能否防止权力滥用

　　提高政府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是现代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在本轮行政体制改革中，在简政放权、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政府各个部门构建权力清单，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是一个显著特征。

　　对于这一改革举措，社会的认知度如何?

　　课题组的问题是，现在各部门、各地方都在按照中央要求晒权力清单、亮权力家底。如此下去，权力能否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调查结果显示，回答“可以”和“值得期待”的人数达315人，占被调查人数的三分之二，但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基本持否定态度。

　　汪玉凯表示，这个结果说明，尽管政府在简政放权后晒权力清单，是一个重要创新，也得到了一些认可，但是，对于这样的改革，包括公务人员在内，不是看政府部门在口头上做出了什么承诺，而是实际上落实到了什么程度。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新一届政府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而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还存在很多不守法的行政行为。你认为这种状况如何改进”。

　　结果显示，对于不守法的地方政府及公务人员，有接近4成被调查者强调要“制定严格的公务人员行为准则，违反者就要受到相应处罚”。同样有接近4成被调查者认为，“地方政府不介入微观经济，不插手行政职能之外的事情，就会最大限度地避免非法行政行为”。

　　此外，还有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对地方政府及基层公务人员的某些执法违规行为给予了一定的宽容和理解。

　　汪玉凯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这组调查的结果很让人深思。一方面，对于不守法的行政行为，既强调要严厉惩治，也强调严格限定权力边界;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公务人员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都是公务人员本身的素质问题，而与复杂的执法环境等因素直接相关。

　　课题组建议，也许局外人很难真正理解基层公务人员的苦衷，但从整体上改善政府环境，实属重要。

　　责编：牛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