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安徽公安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安徽境内抗日根据地的公安机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逐步成长；抗日根据地的公安队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在有形和无形的战线上，与日伪特务奸细展开血雨腥风的斗争，为保卫根据地安全，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书写了安徽公安史上光辉壮丽的篇章。
一、成立机构
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版图被日伪势力分割得支离破碎。1941年5月，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群众，配合新四军在长江南北安徽地区坚持对日作战，由开始的游击战，逐步建立了淮北、淮南、皖江三块抗日根据地及抗日民主政权。
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犹如在敌人的心脏插上了一把把利剑，日伪十分震惊和害怕。他们一面对根据地频繁发动军事进攻，一面千方百计派遣特务、汉奸进行破坏和捣乱。在这种形势下，单纯依靠军事斗争已难以应付复杂局面。为了及时开展锄奸反特斗争，打击敌特汉奸破坏活动，保卫根据地安全，三块抗日根据地在1942年以前相继建立了各级保安机构，1943年全部改为公安局。
公安局内设侦察科（社会科）、审讯科、教育科（干部训练班）、警卫连（看守所）等机构；所辖较大游击区也建立了公安机构，并设派出所和检查站。成立之初，各级公安机关认真选拔公安人员，严明工作纪律，加强教育训练，逐渐形成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公安队伍。
抗日根据地公安机关是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有四项：一是防止与镇压敌探汉奸一切阴谋暴动、暗害破坏、组织哗变和侦窃机密等反革命行为，以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二是侦察与肃清混入边区的敌探汉奸与反革命分子，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合法权利；三是维护社会治安，巩固革命秩序，保障一切公民住宅不受侵犯；四是动员与领导民众，进行锄奸运动，施行广泛的群众锄奸教育。
二、反特斗争
抗日根据地各级公安机关建立之后，充分发挥侦察、审讯等职能，开展锄奸反特、剿匪反霸等斗争，从而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保卫各级党组织、抗日民主政权和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当时，日伪特务分子的破坏手段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派遣特务分子深入我根据地、游击区或打入我内部进行收集情报、离间、策反等破坏活动；利用来往于敌占区和我根据地之间的小商小贩提供情报；利用我方投敌叛变分子提供情报；以升官发财为诱饵，对我方人员进行策反；制造谣言蛊惑人心，以及暗杀、陷害等。
1943年秋，日本特务机关在无为县襄安镇建立了一个特务机构，对外称“襄安洋行”，经理叫小野，该人阴险狡诈，诡计多端。洋行雇员大多为中国人，以收买禽蛋为名，收买特务打进根据地，物色对象，发展特务组织，收集我方情报。襄安镇上有一妇女，被小野霸占。其夫耳濡目染共产党政策，向我方靠拢，提供了襄安洋行的一些内情。
我公安机关决定利用这一线索，派公安干部唐树荣以女方亲戚身份打入襄安洋行，搜集情报。一日，一名特务来洋行汇报情况，不巧，小野已去南京，这个特务见唐出入自如，以为不外，便说起其在根据地刺探到的情报，以显示自己能干。
唐树荣感到这个特务所说情况与我根据地安全关系重大，当晚借故脱身，迅速将情报向组织汇报。两天后，这个特务被我公安机关秘密处决。数日后，小野自南京返回，得悉那个特务被杀后，对唐十分怀疑，准备“鸿门宴”试探唐树荣。千钧一发之际，唐借口上厕所，成功离开襄安洋行，安全返回公安局。
此外，为了获取敌特活动情况，监视敌探、汉奸的渗透、破坏，各级公安机关在敌我交界处、交通要道、重要集镇建立了不少以酒馆、商店为掩护的秘密侦察点。
无为县临江地区的白茆洲交通便利，商贾云集，紧邻三山、旧县等日伪据点，敌特经常派遣特务暗探混杂其中，窃取情报。针对这一情况，1943年，我公安机关在此物色了一侦察点，开设酒馆业务，由一名公安干部负责，三名战士负责“跑堂”，开展侦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还为根据地购买了一大批医药和急需物资。
三、锄叛惩奸
日寇对抗日根据地的破坏活动，有相当一部分是利用叛徒、汉奸进行的。为了保障抗日根据地的安全，公安机关对于罪大恶极的叛徒、汉奸坚决予以惩办。
1943年，含山林头日寇特务宫必发利用其女儿年轻貌美，拉拢腐蚀我巢和大队长吴茂生，勾搭成奸后，对吴进行策反。吴即携宫女向林头日寇投降。在吴叛变不久，我公安机关经过周密侦察，掌握其行踪后，予以逮捕处决。
汉奸是日寇的爪牙，民族的败类，为日寇“扫荡”带路，刺探我方情报，捕杀我方人员和群众，罪大恶极。皖江抗日根据地湖东泉塘伪镇长谢清廉，经常配合日寇向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对我根据地人民烧杀抢掳，无恶不作；又与襄安洋行小野勾结，搜集我方情报，对我威胁巨大。
1944年秋，沿江地委指示公安机关设法将谢清廉捕获，在环境紧张无法带回的情况下可就地处决。公安机关立即开展侦察，摸清谢的生活习惯、行动规律和爱好。发现谢嗜赌成性，这是一个可利用的机会。该谢依仗泉塘镇旁山上有日寇驻扎，以为游击队不敢随意进入，毫无戒备，胆大妄为。当年中秋节夜里，情报反映该谢又在镇公所赌博。公安机关立即行动，三名公安人员身着便衣，携带手枪，突然闯进镇公所，出现在谢面前，声称：“我们是黄姑闸（伪军上级单位所在地）来的，请你出来下，和你商量个事情。”该谢开始不愿出来，后经一再催促，只好跟随而来。为了不使其怀疑，公安人员仿照伪军上级讲话用语与其谈心，并向黄姑闸方向走去，行至辖区地界处，将其现场处决，为当地群众除去一害。
四、剿匪反霸
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维护抗日根据地社会治安，公安机关进行了剿匪反霸斗争。
抗日根据地初建时，一些土匪招兵买马，在地方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在根据地中心区，在我公安机关打击下，匪势减弱，但在一些游击区和敌我交界处，武装土匪仍不断作恶，有的甚至打家劫舍、杀人绑架，为所欲为。
公安机关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其收编、争取为我所用，以及清剿。
桐东地区土匪刘东雄部，长期盘踞在桐东、南，与敌伪勾结，有恃无恐，杀人越货、抢劫民财，群众恨之入骨。为了安定秩序，抗日民主政府通过关系，对其争取、教育，但其贼心不死，继续危害人民，与我为敌。1944年5月，桐东地区公安机关组织人员前往其活动地区，予以清剿，歼灭其主力，打开了当地局面，建立了乡抗日民主政权。湖东地区高进塘附近发现土匪抢劫群众耕牛，湖东公安局将土匪捕获，处以死刑。
皖江地区的一些地主，依仗封建势力，与反动政权勾结，称霸一方，欺男霸女、强占民财。根据地成立后，这些恶霸仍不收敛，继续秘密勾结日寇，提供情报，有的继续为非作歹。为了摧毁这股势力，使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公安机关配合各地民主政权，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予以斗争、逮捕或处于死刑。
巢北恶霸何荣标，与日寇来往密切，相互勾结，依仗伪军在其村庄驻有一连兵力，欺压群众，无恶不作。1943年，五十多岁的何荣标要强娶邻村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为妾，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纷纷向我反映。经过周密安排后，我区委负责人写信给该何，以邀其开会为名，诱其就范。何接信后，趾高气扬，欣然赴会。进入会场后，我公安人员当即将其捆绑关押。次日，召开群众大会执行枪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姥山怀有一许姓恶霸地主，平时仗势横行乡里，群众敢怒不敢言；后又与日寇勾结，经常给附近日寇据点传送情报，对我威胁极大。我公安机关派精干人员将其在日寇据点附近捕获，押回审讯后，执行枪决。附近群众奔走相告。
五、维护治安
抗日根据地的治安工作，主要是由派出所、检查站和区治安员承担的。治安工作的开展，对于保障抗日根据地的安全，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十分重要。
我公安机关从1943年起，在重要集镇、交通要道以及政治情况复杂的地方建立了公安派出所，主要承担组织群众防奸防特，对重点人的监视与管理，管理、检查辖区民众户口，收集敌特活动情况，协助上级公安机关办理以及本身办理一般案件，检查、登记旅馆、饭店来往客商等任务。
我公安机关还根据不同情况，在重要集镇、商业兴隆、来往商贩较多的地区设立了检查站，有的叫检问所，主要承担对在我根据地行驶的船舶、车辆等以及码头、车站、交通要道等进行检查，对茶楼、酒店、旅馆、澡堂等公共场所进行检查，对各种社会团体及居民、商户进行检查，对行踪可疑人员进行检查，遇有敌特破坏时临时戒严检查等任务。
根据当时的规定，对敌占区来的商贩，都要检查其身份证明，并换取我方统一规定的通行证件，对其指定路线，并注明所携带货物名称、数量等。回程时，由我方收回，换回其原来证据，方可返回敌占区。
赌博以及迷信活动，在当时对社会治安起到了一定危害作用，有时还容易为敌特利用。我公安机关根据有关决议，没收赌具，禁止封建迷信活动，禁止丐头、地保送符咒、社疏，对于根据地治安，起到了一定作用。
与此同时，我公安机关还根据部署，对抗日根据地的党派情况、阶级力量对比、经济状况、各阶层对我党政策的认识与动态进行了调查研究，为党组织制定政策、开展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六、保卫生产
为了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激发广大农民的抗战热情，我根据地民主政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简称“双减”）。
各级公安机关派员宣传“双减”政策，对于破获“双减”法令或明减暗不减的地主和利贷剥削者，坚决依法处理。同时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社会动态，严防敌特和不法地主煽动破坏。如有的不法地主威胁农民，说：共产党的兔子尾巴长不了了，减掉的租子将来要如数归还……公安机关积极发动和租子农民向不法地主开展斗争，进行辟谣，揭露阴谋。对于顽固不化的分子，公安机关予以逮捕法办。
1943年含巢边境的福山以及东关附近的地主田成银等，拒绝“双减”，威胁农民，该地党委领导农民，召开三千余人大会，开展说理斗争。经过批准，公安机关对田依法逮捕。
通过一系列工作，“双减”斗争顺利进行，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经济上获得了很大的利益。据当时统计，平均每人增收六斗七升。
为了改善人民群众因剥削阶级的压迫和日寇的侵略造成的艰苦生活，根据地党组织在战争频繁的情况下，仍不断组织军民大生产运动，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加固河提，整修塘湖。
各级公安部门广大干部、战士积极响应党委号召，迅速投入大生产运动中去，参加生产、保卫生产。公安机关自力更生，开辟菜园，自给自足；帮助附近农民插秧、收割。
大生产期间，日寇、伪军不断骚扰，特务暗探经常破坏，公安机关派员警戒，打击隐蔽敌人。对于造谣破坏的案件，迅速侦破，及时惩处，并发动群众组成监视网，严密对敌监视，保障大生产安全进行。
每逢秋收季节，日伪便下乡抢粮。为了保卫秋收，党组织一边实行武装保卫，一边动员一切力量帮助群众快收快藏。公安机关加强警戒，防范打击来犯之敌；加紧盘查，防范汉奸特务暗地破坏秋收。
由于部署及时，保卫有力，1943年秋收，基本未发生大的损失。
七、配合反“扫荡”
1943年，各根据地反“扫荡”斗争空前紧张、艰苦。仅这一年，日伪在我根据地周边大规模“扫荡”就有两次。
3月17日，日寇从南京、浦口、芜湖、铜陵抽调兵力，向我巢无中心区大规模“扫荡”。4月31日，日寇又集中兵力两千，向我巢无中心区第二次大规模“扫荡”。但是，在我根据地军民奋勇反击下，均告失败。
在此情况下，保障根据地安全，已成为党政军民的重大任务。各级公安机关根据党组织锄奸保卫的工作部署，积极配合军事斗争，保卫了根据地的安全。公安机关通过各地情报人员，及时搜集敌人调动增减情况，及时通报军事部门；对捕捉到的敌探汉奸进行审讯，获取情报；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同时，加强盘查哨、递步哨、瞭望哨工作，组织民兵和群众，盘查来往行人，进行警戒，严防敌伪传递情报和袭击。当敌伪袭扰时，公安机关组织民兵，掩护群众转移，保障群众携带的财物安全。此外，还配合部队做好坚壁清野、分化瓦解工作。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击阶段。日寇在太平洋战场连遭失败，士气低落，军心动荡，厌战反战情绪日益增长。针对这一形势，公安机关配合敌工部门，调查日伪军内部情况，了解军官思想状况，采取不同形式争取瓦解，促使日伪投诚、起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驻巢北炯炀六铺山据点的日军一个小队二十余人，经过争取之后，由小队长川井一太郎率领，以“扫荡”为名前来投降。
含山伪军大队长薛汉昭与团长互相排挤。我方利用此机会，对薛做思想工作。1944年8月，薛率领全大队人马向我投诚。
为了不断扩大抗日武装，夺取抗战全面胜利，很多根据地群众把优秀儿女送到我方部队。尤其是1944年，我准备对日寇进行大反攻，各地掀起了参军热潮。敌伪对此十分恐慌，派出特务、暗探到处散布谣言：日本人武器好，不久还要打回来，当新四军就是死路一条……等等。有少数群众受谣言影响，不敢参军。
我各级公安机关十分重视扩军的保卫工作，在参军运动开始，即派员参加宣传，并对参军青年开展政审，严防奸细混入。对于敌人的谣言，认真开展侦查，宣传参军光荣，并进行辟谣。对迫害军属的犯罪分子，公安机关坚决追查惩办，从各个方面保障了扩军运动顺利进行。
此外，公安机关还经常配合部队袭击敌人，有效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八、后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党为了国内和平民主团结，撤出根据地。安徽各级公安机关干部、战士在处理好文件档案，清理了案犯，做好有关部署后，除少数同志留在当地外，大部分同志均编入部队，踏上北撤征途，为解放战争时期开展公安保卫工作积蓄了骨干力量。（童静 李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