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贸区探索国家未来制度

前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中期报告，汇报了自贸区试点的整体工作成果。

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高度评价其报告，认为内容清晰、实事求是。也有委员指出，国务院报告站位很高，但深度和详实度略有欠缺，不过有人大财经委的报告作为补充，两相对照，能够全面了解自贸区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2013年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上海自贸试验区获得行政审批下放权限，正式挂牌。改革运行一年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向全国推广28项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推广6项改革。

2015年4月，广东、天津、福建同步成立新自贸试验区，与区域扩大的上海自贸区一道，成为试点“排头兵”。

自由贸易试验区2.0版：改革高地，不是政策洼地

“我随财经委到天津做了调研，天津人现在感觉很兴奋，强调是五大国家战略机遇叠加在一起。”辜胜阻委员在审议中表示，“有人说现在是自由贸易试验区的2.0版，2.0版和1.0版有什么不一样？2.0版最大的不一样是强调服务国家战略。”

多位委员在审议中表示，通过听取国务院报告，现在对自贸区的战略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现在有很多需要试的制度，这些制度绝对不是一个区域的制度，而应该是国家未来的制度。财经委报告当中也谈到这些问题，希望各个试验区能够在加强顶层设计中、协调各项政策的前提下，大胆探索。”吴晓灵委员说。

吕薇委员也表示，现在各方面在认识上、理解上还不太一样。“我们有一个总的感觉，关于自贸试验区试点工作，地方的积极性比较高，更多当做要求政策优惠的机会，而部门把握主要还是体制和机制的试点。”

黄小晶委员解释得更为详细：“在自贸区刚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它应该是一个享有很多政策、很多优惠、类似于特区性质的地方，实际上不是一些人所想象的那种，它是一个改革的高地，不是政策的洼地。”

他进一步指出，部委不应在一些很具体、可实施的政策上再“扯皮”，国务院制定的政策不可能太具体，这就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同，“千万不要因为部门利益的作怪，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应该是国家利益至上，不要感到我这个权受影响了，以后怎么办？要服从中央的统一号令，为了一个目标去做事。”

自贸区数量“不宜再多”

4月10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和进一步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4月21日上午，三个新设自贸试验区同步挂牌成立。

国务院报告与财经委报告均指出，四个自贸区条件不同，承担了不同的战略使命，目前应先做好这几个自贸区内的工作，再考虑扩张数量。

尹中卿委员认为，各自贸试验区除了完成国家交办的战略任务外，也肩负着各自辐射带动周边发展的使命。

吴晓灵委员持相似意见：“广东自贸试验区对应的是港澳，福建自贸试验区对应的是两岸，这是我们国家‘一国两制’范围内的经济运行规则的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实际上是要用天津口岸协调内陆地区的制度安排，上海自贸试验区更具备与全球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接轨，建立国家制度的要求。这四类试验区已经把中国对内对外、‘一国两制’环境下的四种类型充分体现出来。”

陈昌智副委员长谈及近期考察的几个省市，均主动要求设立自贸试验区，“我上周去了上海自贸试验区，他们给我介绍时谈到一个情况，大多数去上海考察的省市都要问，你们有什么优惠政策？你们得到多少资金？显然很多省市设立自贸试验区的目的，想的是优惠政策、想的是项目和资金，如果用这种指导思想去设立自贸试验区，那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就很艰难了。”

多数委员赞同自贸区数量应先维持现状，也有少数委员、人大代表认为，无须否决未来扩张自贸区的可能性，但应着重解决眼下已经出现的问题。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我国市场的‘DNA’，很长时间在这个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一批公务员，怎么样去搞好一个自贸试验区？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里面有什么问题都没有发现就推广出去的话是不是有点危险？我相信将来不单只是自贸试验区，可能整个国家都要开放，一定要把这些问题处理好才能推广出去。”全国人大代表胡晓明认为。

此外，许多委员都在发言中特别赞扬了副总理汪洋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专项工作这一前所未有的新举措。辜胜阻委员认为，由副总理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综合性比较强的工作，应成为依宪治国的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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