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戒石碑”给人们留下的廉政思考 ——追述古颍州府衙内的“戒石亭碑”

　　据明《正德颍州志》“古迹”记载：“戒石亭碑，洪武中置，在州治堂前甬道路中，好事者妄改镌年月”（正德《颍州志》卷之一，十三）。又据清乾隆《颍州府志》“公署”记载：“在北城，即旧州治。明洪武初建，雍正十三年设府，改州治为府署。乾隆十二年，以兵备道署改府署，仍以州署作县署”，“甬道中为戒石亭，两旁为皂隶房”（乾隆《颍州府志》69－78页）。颍州府所辖亳州、颍上、霍邱、太和、蒙城5州县署，均是“甬道中为戒石亭”。

　　由此可见，从明至清，皆按旧时规制，地方各级官署大堂前甬道中俱立“戒石碑”，向南刻“公生明”3个大字，向北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个字的官箴戒约，并建亭保护，称之为“戒石亭碑”，以体现对官箴戒约权威性和神圣性的维护。颍州各衙署亦是如此。后来也有地方为出入方便，将亭改建为“戒石坊”的。

　　笔者手头有本由河南省内乡县县衙博物馆衙门文化研究学者刘鹏九编著并签名的《内乡县衙与衙门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书，书中记述：“戒石碑”上的16字的官箴戒约，源自五代后蜀第二代君主孟昶所撰的《戒谕辞》：“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意，道在七丝。驱蝗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役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戒谕辞》词简理尽，发人深思，用来劝诫天下的官吏要常念百姓衣食父母之恩，为官务必要清正廉洁。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总结了前朝兴衰得失的经验教训，在研读了孟昶96个字《戒谕辞》后，删繁就简，从中挑出了4句16个字，即“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颁于州县，规定刻碑为戒，并在宋朝世代沿袭，天下皆知。到了南宋绍兴二年，宋高宗颁大书法家黄庭坚书写的御制戒石铭于郡县。明太祖朱元璋进一步明令立于甬道中，并建亭保护。明正德《颍州志》所记载“戒石亭碑，洪武中置，在州治堂前甬道路中”，即是佐证。戒石铭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条重要律令，一直沿用到清代。可以说其设置用心良苦，是封建皇帝戒饬官吏奉公守法、勤政廉洁的一种形式和手段。

　　戒石铭亭的设立，对促进官吏奉职守法也确实起过积极作用。历史上的包拯、海瑞、于成龙等，皆是因为民请命，伸张正义，勤政廉政，为民造福而名垂青史。《内乡县衙与衙门文化》一书在对有建树的县令评价中，对曾在内乡县任职的该市太和籍人貊安作了这样的评介：“貊安，安徽太和县人，监生，明正统年间知内乡县。宅心耿介，莅政公勤(补修县衙，重修城池)，尚贤礼士，敦信恤民。景泰四年(1453)，将考满而卒，民多思之，祀名宦。”并 “论曰：官以民为心，必能为民谋衣食，必能为民全性命，貊安殁而民思之，则其能以民为心可知矣”。

　　《正德颍州志》的编撰刘节、储珊，均是因为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而永远地活在阜阳人民心中。明成化年间，颍州同知（知州副手）刘节“奉命来守是邦，早作暮思，以淑人心、敦教化为首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举，公馀阅载籍，稽诸遗老，参以旧闻，重加修辑，旧者厘，新者续，讹者订、缺者补。卷分类别，事赅理明，盖一郡之全书，近世以来未之有也。恨未能锓刻以广其传，公不幸以疾卒于官。”刘节披阅数载编纂了《颍州志》，但因宦囊清贫，所修志书未能刻印，后病故于颍州同知任上。河南道监察御史、颍州人储珊，钦佩刘节廉洁奉公的品格，对留下的《颍州志》视为珍宝，遂于明正德年间进行校正，但未及刊行又迁浙江按察司佥事。正德六年(1511)，储珊于浙臬任上用自己的俸禄刻印成书，并为之作序，不仅使刘节的遗愿得以实现，而且为保留古颍州的历史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颍州志》，是阜阳现存最早、体例较完备、最有影响力的志书，因该书付印的时间是正德六年，后世遂称之为“正德《颍州志》”。

　　回过头来，仔细琢磨正德《颍州志》书中“洪武中置，在州治堂前甬道路中，好事者妄改镌年月”这句话，颇有点意思。文中没有指明喜欢多事的“好事者”是谁，但“妄改镌年月”的荒诞行为，却很是好笑。衙府通常戒备森严，普通百姓进出不易，“妄改镌年月”的事情当为衙府里的官吏所为，但好在妄改的不是戒石碑铭的内容，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而在有的地方有人在“戒石铭”下又附上几句话，就令人深思了。如宋太宗为刷新吏治，亲颁“戒石铭”于府州县，告诫地方官严以律己，后来他自己却有所放任，于是就有人在戒石铭下附上四句话:“尔俸尔禄，难厌难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捉便看，上天难欺，且待临时”。这是古人对有悖戒约行为的一种讽刺。还有首创“官箴”的孟昶帝，在执政之初整饰吏治、举贤任能、纠贪查弊、重整纲纪，廉俭持国、精图厉治，确实为国为民办了些好事。但帝位巩固下来却惰理朝政，沉溺于园林美景，迷恋于后宫女色，任用佞臣小人，使得朝政奢靡衰败。

历史上，“戒石亭碑”是为整饬吏治而设立，是古代廉政教育的一种载体和廉政文化的一种形式，其所倡导的廉洁精神，穿越时空，绵延古今，有着不朽的生命力。在大力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今天，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同时，我们也要反思反腐倡廉建设的经验教训，如果仅以道德规范、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还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应该是古代颍州府内的“戒石亭碑”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