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危机中的经济失灵与政治失灵

  　　近日来，希腊危机在经过了漫长的拉锯之后，终于走向爆发点。对于“欧元区”与希腊而言，这场危机是一次无法避免的摊牌，它实际上是在欧洲一体化建设中经济失灵与政治失灵的总爆发。

　　希腊危机是一场被拖延的经济危机。对于希腊人来说，应当很容易理解希腊经济为什么会面临崩溃。除了旅游之外，这个国家在近几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太拿得出手的东西。希腊曾经在港口、物流、造船业上不乏亮点，但随着福利的改善与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升，这些严重依赖于人力的行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希腊经济的衰退，本质上更类似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即快速上涨的劳动力价格，让其对不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下降，而创新、科技与劳动效率的停滞不前，又让其难以追赶发达国家。坦率而言，今天欧盟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南欧与中东欧的国家，都存在类似希腊的风险。

　　希腊危机也是一场被放大的政治危机。希腊对欧盟经济的影响其实相当有限，这场危机更严重的地方在于，它实际上暴露了欧洲政治在国际与国内上的两个死结。

　　一方面，在国际上，尽管欧洲的一体化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它仍然无法消除多主权国家体系与跨区域治理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欧元今天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每个国家尤其是小国、穷国的债务风险，被欧盟这张“大饼”摊薄了。在可以“搭便车”的情况下，这自然刺激了这些国家过度消费的行为。可是，这种过度消费造成的危机，并不能总是靠富国对穷国的补贴和帮助来解决，因为这些富国与穷国并不是同一主权之下的不同地区。说白了，默克尔可以把原西德的大饼分给原东德，却不能总是把德国的大饼无偿分给希腊。

　　另一方面，希腊危机的失控也是其国内政治失灵的后果。一般来说，欧洲政治通常是左、右派轮流执政的局面，左派强调高税收、高福利，右派强调低税收、低福利。但这两个本都说得过去的选择，在民主的实践当中，却被选举的压力严重扭曲了。因为“任性”的人民往往既想要高福利，又想要低税收。所以，左派上台后加福利但不敢加税，右派上台后减税收但不敢减福利。久而久之，国家财政严重失衡，最后只好靠举债度日。希腊的问题本质上讲就是如此，不过是因为加入欧元区以后，举债更加容易，也让危机爆发得更加猛烈而已。

　　尽管从理智上来讲，希腊危机有其必然性，而且债权国家要求欠债还钱也有其合理性，但从情感上来讲，看到老人因为领不到8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而绝望哭泣，看到希腊人因为政客的无能与自私而陷入屈辱与窘困，却的确是一件不好受的事情。所以，希望欧元区国家能够在坚持拒绝对希腊政府让步的同时，尽可能地帮助希腊人民。前者是出于理性，后者则是出于同情。文明并不仅仅是照章办事，它也意味着更多的慈悲。更何况，如果德国真正想成为欧洲的带头大哥，哪里可能一点“便宜”都不被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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