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局局长：从极地大国迈向极地强国

      1984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带着祖国和人民的希望与重托，远赴万里之外的南极大陆。我国波澜壮阔的极地事业，自此正式拉开大幕。
      今年是我国首次组织南极考察30周年。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指导和亲切关怀下，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和一代代极地人的奋勇拼搏，我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我国的极地考察工作实际从1980年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经历了准备初创阶段（1980年～2000年）和发展壮大阶段（2001年～2015年）。今天，我们已经站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迈向极地强国建设（2015年～2030年）的起点上。我们的极地工作者应倍感自豪，同时也应深感责任重大。
      从1980年到2000年，是我国极地考察的准备初创阶段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等一批科学家就先后提出开展极地研究的建议。60年代，国家开始酝酿极地考察的组织工作。1964年，国家海洋局成立，在国务院赋予海洋局的工作任务中，包括了进行南、北极考察。
      为组织开展南极科学考察，1980年，我国首次派出董兆乾和张青松两位科学家参加澳大利亚南极考察。在正式组织国家考察队之前，先后派遣31名科学家和管理人员参加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阿根廷、日本等国的南极和南大洋考察。
      1984年10月，我国组建了首次国家南极考察队，1985年2月，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在西南极南设得兰群岛乔治王岛建成。1989年2月，我国第二个南极考察站中山站在东南极拉斯曼丘陵建成。在开展南极考察的同时，我国从1995年开始开展组织北极科学考察工作，并与1999年首次组织国家考察队开展了北极科学考察。
      从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中，经过前期的学习、考察，我国先后组建了国家南、北极科学考察队，建成了长城站和中山站两个常年科学考察站，先后利用“向阳红10”号、“J121”号、“海洋四号”、“极地”号和“雪龙”号船只作为南极考察保障和大洋科学调查船，在南极地区系统开展了极地气象学、冰川学、地质学、海洋学、生物学、高空大气物理学、测绘学、环境科学和人类医学等多学科考察，并进行了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了丰富的科研成果，培养了一支极地科研、考察管理和后勤保障人才队伍。
      与此同时，我国积极开展极地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1983年加入《南极条约》，1985年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1986年，我国被接纳为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正式成员国，1996年加入了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通过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初步建立起极地考察工作体系和国际合作工作机制。
      从2001年到2015年，是我国极地考察的发展壮大阶段
      在这一时期，以极地考察“十五”能力建设为标志，国家加大了对极地工作的投入。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了第一个科学考察站——中国北极黄河站；装备了强大的南极内陆冰盖运输雪地车队；在南极内陆先后建成了昆仑站和泰山站两个内陆考察站；实施了长城站和中山站大规模的改造升级工程；启动了我国第一条极地破冰船建造工程；在上海长江口建立了极地考察国内基地；装备了“雪鹰”号直升机，开展购置固定翼飞机工作，着手建立极地考察航空保障体系，形成了覆盖南北两极、陆海空立体保障的极地考察支撑体系。
      这期间，我国首次参与了国际极地年（IPY）中国行动计划，设立并组织实施了国家“南北极环境综合考察与评估”专项，确立了一批国家重点科学研究计划；定期开展北冰洋科学考察，“雪龙”船首航东北航道实现了跨北冰洋考察；系统地开展了南极内陆科学考察。极地研究在南极冰盖的起源与早期演化、北冰洋大气二氧化碳吸收能力，以及极盖区等离子体云块演化过程等方面，取得了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突破性成果。
      科学认知与和平利用极地、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我国作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和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积极履行职责和义务，广泛地开展极地考察与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深入开展双边合作，在北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和冰岛分别建立了北极黄河站和中冰联合极光观测台；开放我国的极地考察船和考察站等保障平台，积极为外国科学家开展南北极科学考察提供保障支持，在极地冰川、海洋、生物、南极天文、极区空间物理等领域开展了深入的科学合作。“雪龙”船积极施救受困的俄罗斯船舶，履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义务；在访问冰岛期间，中国极地考察队员与冰岛公众围绕北极科学和环境保护问题开展了面对面的交流。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北欧北极合作研究中心，加强我国与北欧国家的北极社会科学研究合作，加深理解与互信，促进北极经济合作交流。积极参与南极条约协商国（ATCM）、北极理事会（AC）、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COMNAP）、国际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国际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IASC）等国际组织活动，围绕极地前沿科学和环境问题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在国际事务重要议程上积极发挥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国已经成为在极地考察研究和国际极地事务当中负责任的大国。
      此外，我国极地考察工作体系日趋完善，人才队伍建设稳步推进。极地考察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增强，信息交流平台初具规模。极地科普教育扎实推进，全民极地意识显著增强。
      从2015年到2030年，将是我国建设极地考察强国的重要阶段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北极海冰的快速消融，国际极地事务日益复杂。北极的地缘政治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关系正在发生显著改变，各国加大投入，关注北极航道、油气资源问题；大规模的北极开发与利用进入实质性准备期。在南极地区，气候与环境变化加剧，一些大国出台新的战略性举措，决心重振其南极强国地位。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极地在海洋强国战略中具有独特作用，极地强国建设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前极地形势下，我国极地强国建设以需求为牵引，以发展为基础，以国际极地强国为参照，在极地科学考察、保护利用、极地相关事务中创世界一流水平。
      面对正发生着快速而深刻变化的极地形势和国家极地战略需求，围绕海洋强国、极地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十三五”时期，我们要紧紧围绕国家需求和极地科学国际前沿，进一步加强战略研究，明确战略目标，制定国家极地政策和长远发展规划，加强立法，完善极地工作体制机制。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极地人才，加快极地战略、科技、管理、保障以及国际合作各类人才队伍建设；继续完善战略布局，加快南北极考察能力建设，包括新建南北极科学考察站，将昆仑站建成常年考察站，完善极地环境综合观测网；装备新的固定翼飞机，完善极区航空调查保障体系；新建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建立极地考察船队；加大科技投入，深入开展极地环境考察及评估专项，开辟极地工程技术创新领域，完善极地科技计划组织机制，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为我国开展极地活动、维护极地权益提供支撑和保障，为人类和平利用极地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