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生命还剩一天 就为民服务24小时
朱儒玲（左三）在群众家里做矛盾调解工作
程波手机里唯一一张丈夫的照片是去年春天拍摄的，程波没事时总会看着照片发呆。
8月7日下午，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镇龙王庙村村民朱克家，踩着大雨后泥泞的道路，来到熟悉的沫河口镇司法所，看着楼道里公示栏上面张贴的一张照片，眼圈一红，“朱所长，如果不是您，我们全家都还在饿肚子呢，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你怎么就走了呢……”
公示栏上的照片下方写着：所长朱儒玲。半年前，他因患有肝癌晚期，带着无限眷恋离开热爱的工作岗位、亲密的同事和挚爱的亲人，年仅36岁。
从癌症确诊到离世，仅有短短的40多天，他走得那样匆忙，来不及交代同事，来不及安慰妻儿，来不及跟辖区群众道别，就这样安静地走了。
为了表达对朱儒玲的思念，沫河口镇司法所的公示栏里，所长的照片一直没有换掉，照片上微笑着的朱儒玲，仿佛仍然工作在日夜牵挂的岗位上。
他是随叫随到的“和事佬”
2008年，年仅30岁的朱儒玲参加公务员考试，被分配到五河县新集司法所工作。基层司法所承担人民矛盾调解、社区矫正、法律援助等多项职责。事情多、人手少，担子重。非科班出身的朱儒玲为了“迎头赶上”，积极学习法律知识并在实际工作中实际运用，最终因为工作出色，于2010年3月份，被任命为素有“皖北第一所”之称的沫河口镇司法所。
沫河口镇是人口大镇，辖区有24个村、7万多人口。此外还包括一个工业园区，园区里有100多家企业，邻里矛盾、劳资纠纷时有发生，尤其是每逢过年过节时期，农民工讨要拖欠工资，加班加点是朱儒玲的家常便饭。
2013年国庆期间，沫河口镇某村村民谢某在村卫生室就医时，因药物过敏死亡。死者家属情绪激动，纠集了几十人在镇政府门前讨要说法。接到镇里打来的电话，正在县城陪伴妻儿的朱儒玲接到电话，立即从40公里外的县城赶到了现场。走进嘈杂的人群中，他首先安抚患者家属的情绪，经过苦口婆心的劝说，患方终于同意留下几个人做代表，其他人先回家等待调解结果。
朱儒玲仔细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反复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可医患双方在赔偿数额上的要求却相去甚远，现场始终充满了“火药味”。经过四天的反复调解，最终双方达成赔偿协议。
“就像是一场拉锯战”，沫河口镇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刘江亲眼见证了朱儒玲连日的劳累：“从早晨9时开始，朱儒玲没顾上喝一口水，更没吃午饭，一直到下午1时，双方才达成一致。正当朱儒玲准备回办公室时，情况又出现反复，他又再次进行调解。直到第五天上午，在朱所长的监督下，赔偿款支付到位，事情才最终了结。”
那时，刘江并没有从朱儒玲不时捂着腹部的动作中，觉察到有什么异样。
2013年，平日一直健康的朱儒玲时不时会说胃疼，一直没有把病情放在心里的他，在工作时总会随身携带胃药。然而2013年的下半年，朱儒玲的身体越来越痛，他迅速的消瘦了，体重也从140斤下降到100斤，原本胖乎乎的脸庞，变得又黑又瘦。
熟悉他的人，都会哽咽地说：“朱所长是累病的啊！”
在去年国庆节前一个月，身体已经有些不适的朱儒玲在计划去医院检查的那个星期，被工业园内两个建筑工地的50多名工人给留了下来。原来，承包这两个工地钢构工程的包工头带着所有民工的花名册、出勤卡和记工单不见了，导致工人工资没法结。了解情况后，朱儒玲在经过多次交涉征得企业方同意之后，亲自找50多名工人一一做调查笔录，核实具体出工天数及各自欠款，并通过保证书的方式从企业方讨到了拖欠的16万元工资。
朱儒玲的电话一度成了园区的热线。“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打电话，随叫随到。”园区农民工工资办公室的邓波涛与朱儒玲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对朱儒玲的印象却十分深刻：“不光人很谦虚，懂得尊重人，最关键的是，责任心非常强，只要案子沾上手，不处理好不罢休。”
在朱儒玲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宽约一米的简易小床，为了能够“随叫随到”，朱儒玲长年住在办公室里。挂了电话，不超过10分钟，朱儒玲准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化解矛盾。
“群众的矛盾起因或许很小，但如果不及时处置，就有可能激化成更大的矛盾，给基层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难度。只有把群众工作做好了，我的工作才算合格。”朱儒玲总是这样说。
他给社区矫正对象“送礼”
“如果不是朱所长，我们全家至今还在饿肚子”，沫河口镇龙王庙村村民朱克家至今仍难以接受朱儒玲去世的消息：“这么好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2009年朱克家驾驶摩托车酿成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两死四伤，自己也在车祸中遭受重伤，腿部被撞断四截。2010年12月，朱克家被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二缓三，在沫河口镇司法所进行社区矫正。
2011年4月，朱克家需要做二次手术取出钢板。在到医院做手术前，他向朱儒玲请了假。然而在住院的第四天，他接到朱儒玲的电话，在挂完电话不到十分钟时间，朱儒玲提着一袋水果出现在朱克家的病房里。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朱所长会带着礼物到医院看我。”朱克家说：“我与朱所长非亲非故的，他是把社区矫正人员当成兄弟看啊！”
了解到朱克家在车祸后一直没有上班，且妻子生完孩子也没有工作，一家人生活极其困难。朱儒玲主动帮助朱克家和妻子在工业园区里一家保温瓶企业找到了工作。
“如今我和妻子两人每个月有近7000元的收入，这全靠朱所长帮我走出了阴影”，朱克家说，像朱儒玲这样一心想着群众的好干部，群众舍不得他啊！
在沫河口镇司法所进行社区矫正的人员有二三十名，为了使得这些人在报到后能够按时上班，朱儒玲索性住在了司法所，每天早上7点钟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办理报到等手续。他还把社区矫正人员学习教育的时间尽量安排在休息日，自己放弃休假，加班加点，以便社区矫正人员错开工作时间。
“2011年，我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一年，是朱所长让我对生活充满希望，带我走上致富路的啊”，因为贪污罪，时任沫河口五营村村支书的孙凤权被判处缓刑。心灰意冷的孙凤权没有按时去司法所报到，没有想到，几天后朱儒玲主动来到了孙凤权家，积极劝导孙凤权重拾生活的信心。
孙凤权说，是朱儒玲用心温暖了他，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如今，孙凤权已是远近有名的养鸡专业户，每年年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
据统计，自2008年1月份以来，沬河口司法所共接纳130名社区矫正人员，其中期满解矫57名，没有发生脱管，漏管，没有发生1起重新犯罪，同时，还帮助了20名社区矫正人员就业。对社区矫正人员，朱儒玲从没有半点歧视。
“朱所长把我们当着自己家里人一样，像兄弟一样，他给了我们重新生活信心。”很多社区矫正人员都把朱儒玲当成兄弟，说他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司法所长。
他四次给局长上演“空城计”
“在朱儒玲看来，群众比领导大，工作比陪领导重要。”蚌埠市司法局局长刘军波说，他先后去过四次沫河口镇司法所，却一次没有见到过司法所长。唯一一次打过照面，刘军波刚踏进司法所的大门，正好遇到出门进行调解工作的朱儒玲，朱儒玲说了句‘我要赶到村里去’，便转身跑了。
说起这事，刘军波满脸的敬佩之情。刘军波对每次的“空城计”都做过调查，正因为这几次“空城计”，让刘军波对朱儒玲有了更深的了解。
第一次“空城计”，朱儒玲是在宁洛高速沫河口段建设施工工地，调解一起重大群体事件。当时一些村民因农作物受损聚集在施工的道路上，不允许施工，眼看一场群体性事件即将发生。朱儒玲挡在群众前面，后在耐心细致的工作下，村民接受了调解，与宁洛高速沫河口段建设指挥部达成了赔偿协议。
第二次“空城计”，朱儒玲接到沫河镇沫河口村调委会主任电话，该村两户村民因土地问题发生矛盾，双方均喊来十多个亲友前来“架势”，眼看一场械斗就要发生。朱儒玲一听，撂下与自己迎个照面的市司法局长，立即赶到一触即发的械斗现场。在努力制止那场一触即发的械斗后，朱儒玲随后十几次做两家人的工作，终将两家十几年的宅基纠纷化解。
对于第三次、第四次“空城计”，刘军波不是怒而是喜了，他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司法局长而骄傲。
今年2月21日上午，刘军波到医院进行探望住院治疗的朱儒玲，原以为一贫如洗的他会借机提出一些要求，刘军波在心里做好准备：只要朱儒玲提出要求，组织上都会考虑实际情况尽量满足他。然而没有想到躺在病床上虚弱的朱儒玲，冲局长一笑：“我要快点好起来，镇上还有一个矛盾等着我去调解。”
听到此，朱儒玲年迈的母亲背过脸，偷偷地抹眼泪。
见状，刘军波忍不住，鼻尖一酸。
他给妻儿留下一个个未完成的“心愿”
一张古朴的木板床，一个有着年代感的桌子，这是朱儒玲和妻子程波所有的家当。房间里唯一值钱的是一台空调，那时三年前朱儒玲用平日积攒下来的工资，为妻儿购买的。妻子在五河县市容局当临时工，每个月700多元的收入，而朱儒玲每月也仅有两千多元工资，至今两人仍然寄居在岳父母家楼上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房间。
朱儒玲去世后，程波为丈夫收拾遗物，突然发现，家里连一张一家三口的合影也没有，夫妻俩人最近的一次合影还是两人结婚时拍的照片。
“他陪我们的时间太少太少”，在程波眼里，朱儒玲似乎永远有着忙不完的事情，他可以为了帮助农民工讨回拖欠的工资，连续数天奔波在工厂和民工之间而不顾身体的疼痛；他可以为了让社区矫正人员走上“正路”，三番两次上门做思想工作。然而，他却不能满足妻儿“一家三口出去玩”的心愿，一次又一次食言。
在程波眼里，尽管朱儒玲不善言辞，但她知道，丈夫的内心深处是深爱这个家的。去年4月6日，程波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带着孩子上床入睡，深夜11点钟，房门被推开，门口站着手拎蛋糕的朱儒玲，原来这天是妻子的生日，在忙完了所里的工作以后，朱儒玲连夜驱车赶回家为妻子庆生。
睡梦中被惊醒的程波嗔怪：“都这么晚了，还怎么吃得下蛋糕啊”，然而心里却像蜜一样甜。
“爸爸还欠我一顿自助餐呢”，8岁的儿子朱墨至今仍然记得去年期末考试前，爸爸告诉自己，只要考试成绩超过90分，就带儿子去蚌埠市区吃一顿自助餐。
有了爸爸的承诺，一次没有去过市区、没有吃过自助餐的朱墨，为此发奋努力学习，没有想到期末考试成绩还未出来，爸爸却病倒在年终述职大会上。
从2014年1月17日病倒，到朱儒玲离世，仅仅经历短短的40多天时间，在病情危重的时候，妻子提出带儿子到医院看看爸爸，朱儒玲总是笑着说：“没事，等我病好出院回家再看孩子。”
然而，进入医院的病房，他再也没能回到朝思暮想的家。
程波的手机里，唯一一张丈夫的照片，是去年春天在家门口的公园里，程波为丈夫拍摄的。照片里，朱儒玲笑吟吟地坐在草地上，身后是一片盛开的鲜花。如今，公园里的鲜花盛开正艳，景色依旧，丈夫却已经不再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