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新平：“好人成本”应该由社会分摊

　　老人摔倒扶不扶？北京拟立法破解这道题——《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提出，“患者及其家属不得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的人恶意索赔，因恶意索赔侵害帮助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7月26日《新京报》)

　　北京市的立法显然具有现实针对性。就在数天前的微博上，还在热传一位四川彭州的老人，骑车时因下雨路滑不慎摔倒，一名路过学生上前询问情况，却被老人诬陷为是其将自己撞倒，幸好有监控视频为学生还了清白。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不久前的福州，一名警察扶起路边受伤老人，也遭到对方诬陷，最终还是靠监控自证清白。这样的新闻多了，自然引起社会的“道德恐慌”。正如一位网友在新闻后的留言：“老人，你坑掉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文明社会！”

　　诚然，“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这个问题，在拷问着我们的社会良知；而“老人摔倒如何去扶才能免遭诬陷”，却暴露出我们这个社会的尴尬。对于“即使被诬也要去扶”者，我们在敬佩其大义凛然、舍身取义之外，社会是否也考虑建立某种必要的机制，让全社会都来摊销做好事的成本？

　　做好人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不仅包括其本人时间的占用、精力的耗费以及金钱的奉献，还意味着“被诬陷后一时不能洗清”的代价。对于前者的成本，大多数好人都能够承受，也乐于承受，因为他们能从为他人的奉献中，收获道德上的愉悦。而对于后者的成本，则不是个体所愿意、所能够独自承担的。正是当这个成本足够大时，“路遇老人摔倒扶不扶”，才真正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问题。

　　做好人，做好事，本来是社会道德中最朴素最根本的自觉，但在“成本”成为一种风险的时候，我们无法要求，也能够理解个体在这种氛围中保持对善意和信任的克制。在这种情况下，比起要求道德的自我拔高，恐怕更需要法律的有力保护。同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各界，我们每一个人更应该做一些事，去分摊、降低“好人”的成本，提高“坏人”的成本。让更多的人，能更安心更放心地释放善意，伸出援手。

　　在这一点上，安徽省的经验可资借鉴。从1994年开始，“安徽好人”这个称号走进人们的视线，宗旨就是“让好人有好报，让有德者有得”。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群体，全员联动建立好人“人人推”，“人人敬”、“人人赞”的机制。

　　两年前，身怀双胞胎的宿州孕妇彭伟平，纵身跳进水塘救女童，结果导致早产，一个胎儿不幸夭折，另一个孩子则脑部发育不良。幸而在安徽省文明办和宿州文明办的帮助下，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彭伟平的孩子得到了救治。她被人称为“最美孕妇”后说，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帮助温暖了她的心，从不后悔救人。

　　受到帮助的并不只彭伟平一个人，针对好人，安徽省安排了专项救助资金，累计拨付1300万元，先后解决317名模范好人的住房、上学、就业和医疗问题。安徽道德建设基金会募资近1000万元，帮扶困难模范2163人次。还与银行合作推出“低利率、免担保、无抵押”道德信贷，累计发放信贷资金6300多万元，帮助了1025名身边好人发家致富。通过解决实际问题，真正做到“让好人不吃亏”，也让想当“好人”的人，少了一份观望，多了一份安心。

　　“当好人做好人，在安徽是一件脸上很光荣、心里很开怀的事情。 ”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曹征海这样说。而这样的坚持，收到的成效也显而易见，“好人安徽”蔚然成风，先后有11人当选全国道德模范，905人入列中国好人榜，总数位居全国第一。这就是“好人成本”降低后，最为直观的结果——让更多人有勇气、有底气去释放自己的善意和信任。

　　同样，“好人成本”降低了，“坏人成本”能否提高？同样一则来自安徽的新闻，似乎可以给我们启示：“安徽31名‘老赖’被判刑，29120人上失信人黑名单”。政府和社会的诚信黑名单，除了纳入“老赖”，能否纳入更多的失信、失德行为？甚至从法律层面对其讹诈的行为给予处罚？

　　“好人”不吃亏，“坏人”难得逞，莫让“劣币驱逐良币”，这应该是北京市立法的初衷。让我们期待立法早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