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轩平：抗战历史不能被神剧扭曲
时下许多反映抗战主题的爱国影视剧播映，这当然是个好现象。但有些抗战剧已经不单单是革命部队对抗侵华日军的炮火横飞，出现了诸如“飞针杀人”、“子弹拐弯”、“手撕鬼子”等违背常识的“新元素”，因此被戏称为“抗日神剧”。
自2011年以来，抗战题材的影视剧数量急增，2013年后出现井喷式的增长。考察自2011年以来的部分抗战剧的主要元素，可以发现爱情、偶像、动作、谍战、女性、家庭等占据了大量篇幅，抗战剧更像是偶像剧、武侠剧、家庭剧，内在叙事上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一，由“国仇”至“家恨”，由“革命叙事”转变为“家族叙事”。 过去抗日剧多选择表现党对于民众的组织领导和集体抗战。而当下许多剧作则选择以家族为叙事单位，花费大量篇幅描述家族内部的冲突与纠纷，父子兄弟、夫妻姐妹等关系成为叙事的主要单位，与“抗日”发生联系，原因在于其家庭稳定结构被破坏，因为“家恨”，主人公走上抗日的道路。如不少影视剧选择以家族作为故事的背景，战争的胜利则以家族人群的圆满为必要前提。还有一些影视剧以极大篇幅和长度描述家族问题，更像演绎宫斗色彩的家庭纠纷。这种家族叙事展现了抗战与个人的关系，具有人文主义的精神。但应当指出的，抗日战争主要还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家之间的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旗帜下的正确领导。抗日战争不仅是一部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历史，更是人民群众实现阶级自觉、政治自觉，走向革命战争前线的革命史。这种家庭叙事逻辑，将抗战史单纯解释为家族主体的兴衰变迁，消蚀了抗战的阶级和革命属性。
其二，着重表现个人英雄主义，忽视党和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部分抗日剧以个别英雄人物为描述重点，动辄“飞檐走壁”、“百步穿杨”，制造个体英雄形象的同时，将广大人民群众视为无声的群氓或摆到愚蠢的对立面一边。这种用“超人”艺术叙事和商业化的青春叙事来解读抗战，是在资本逻辑推动下形成的，忽视了艰苦卓绝的抗敌斗争历史事实。要知道，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国家间的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抗战取得胜利绝非若干侠胆英雄所能决定的。虽然不少影视剧中涉及到共产党组织，但多数是在剧情中草草设置一个与党组织发生联系的薄弱线索，这种强行的嫁接实际是将共产党置于主体叙事的旁观者地位。一些流行的“土匪抗战”、“女性抗战”、“非正规军抗战”都表现出这种倾向，严重脱离抗日战争的史实。
令人目不暇接的抗战剧，层出不穷的雷人桥段，让人不禁感到“胜利似乎来得太容易了”，质疑之声逐渐多了起来。归根到底，抗日神剧扭曲抗战斗争史实，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第一，架空历史，史实错漏百出。 抗日神剧中充斥着各种“穿越”，酷炫的全机动车和个人装备、欧式沙发、带有夸张瞄准镜的狙击枪等，竟成了“抗日英雄”们必备之物。还有一些抗战剧完全架空历史，炮制各种历史联系，将一支小分队的作战直接联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层面。抗战剧中流行的特战和谍战，更多表现了创作中的主观杜撰。一些抗战剧干脆照搬网络小说，走完全虚构传奇的路线。或许由于拍摄成本的限制，一些剧组寻找“网络小说作家”进行剧本创作，这些对抗战一无所知的所谓作家常常塑造出无所不能的“超人”主角，具有传奇和“神剧”的特点。拼凑流行桥段和拙劣地模仿西方商业电影，不断地自我重复和重复他人，造成了神剧剧情的雷同和混乱。
第二，忽视主要矛盾，以庸俗的人性论取代矛盾分析。 时下的抗战剧，添加了国民党及地方武装、草莽豪杰等社会各阶层人士投身抗战的历史表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些抗战剧没有把握好抗战历史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往往把敌我关系简单化，导致一个看似典型的环境中，竟然很难有相关的典型人物。将参加抗战人物简单地解释为冲动动机，忽视了抗日战争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属性。抗日战争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转折阶段，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迅速成长起来。抗日神剧未能揭示出党在抗战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党是如何发动和教育群众，引导人民走向革命的历史事实。本来反映抗战时期历史的文艺作品颇为丰富，这些作品是考察那一时期复杂的国内、国际矛盾的重要材料。当今的抗战剧显然没有学习这些作品的诚意，导致抗战剧越发奇幻化、符号化，更接近当代的一些青春文学或网络文学。这些抗战剧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掩盖了抗日战争时期真实的社会关系，用“善”与“恶”的德性标准代替具体的历史的社会阶级分析。
第三，一味媚俗，盲目迎合消费主义的需求。 为了制造卖点和迎合消费需求，不少影视剧炮制出“儿童特战”、“妇女特战”、“土匪特战”、“尼姑特战”等元素，这些完全是出于迎合一些猎奇的个人需求，满足一些处于忙碌紧张生活节奏下群众的感官消费。人民群众对文艺作品有着强烈的审美渴望，但这种渴望不能等同于消费的潜在欲望。艺术作品如果只抓住观众的感官刺激，使其停留在一次性消费，造成认知上的惰性，这样不利于人民群众欣赏趣味的提升。部分抗战剧对欲望的过分演绎，更导致了一些扭曲的畸形情节，使观众与剧中人物只能在欲望与欲望宣泄的层次上产生关联。
第四，戏谑历史，忽视抗战的残酷性。 抗日神剧中的英雄动辄消灭日军成百上千，自己全身而退。如有的抗日神剧中战士们身怀绝世武功，常常“隔空打人”、“飞刀杀敌”，用炸弹引爆石头击落飞机，诸如此类的镜头让人大跌眼镜。近来某电视剧更是“裤裆藏雷”，充满猥亵和恶俗的表述引爆了舆论界。抗日历史相去我们不远，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人员与物质损失，伤亡军民达3500万人以上，约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1/3，物质损失更是不计其数，中华民族遭受巨大创痛才赢得胜利，这是我们创作抗战作品需要掌握的基本视界。制造各种时髦噱头，往往模糊了抗战的基本问题，抗战的主力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武装和国民党爱国官兵，而不是若干特殊技能的小分队便能消灭日军，获取战场的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抗战剧不同于一般的影视作品，它具有传递民族感情、启迪现实、警醒后人的意义。创作抗日战争影视作品，要了解抗日战争基本史实，更要有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将积极的爱国的而且是准确的社会历史观，艺术性地展现给观众。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0周年，无论是导演、编剧、演员，还是观众，我们都应当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真的理解了抗日战争历史吗？ ”（安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