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经济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和决策层高度警觉和热议的重大问题。人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通常着眼于一国经济，但在大国经济的区域不平衡格局中，局部地区也存在跌入这一陷阱的可能性，地区经济也需要防范和避免这种困扰。因此，安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值得我们关注了。

　　一、哪些因素会导致中等收入陷阱

　　关注安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说安徽面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危险，而是基于未雨绸缪分析可能导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着力消解这些因素而使安徽经济避免陷阱并赢得健康持续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首次提出的。该报告比较分析了二战以后100多个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发现仅有十几个国家经济体从中等收入水平成功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其他大多数国家却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既无法在人力资源供给和劳动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发和高端产业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人均国民收入未能突破1万美元的瓶颈，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而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该报告把这种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1970-2000年，一些原本成长良好的东南亚和拉美国家先后沦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至今未能自拔。

　　从沦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的情况考察，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以下因素：

　　第一，困于产业低端锁定，发展模式转换滞后。一些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即用资源品、能源和原材料等低端产业换取发达国家的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国民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仍然继续长期实行进口替代，甚至维持“举债增长”，以致难以为继而跌入陷阱。有的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以致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当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袭来时，旋即跌入陷阱。一国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国内的供需层次和结构都必然发生巨大变化，国际商品和投资贸易条件和优势也发生巨大变化，此时必须及时转变发展模式，以不变应巨变则难免跌入陷阱。

　　第二，囿于传统路径依赖，科技产业创新滞后。后发国家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原有的人力资源无限供给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科技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科技产业创新不足，因此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下挤上压的环境中，继续囿于传统路径依赖，科技产业创新滞后，就会失去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一些东南亚国家凭借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低成本优势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长期忽视培育科技产业创新，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缺乏新的增长动力，长期在低增长区间延宕。

　　第三，收入分配关系失衡，经济循环受损。一些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忽视发展的公平性要求，社会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有的国家一方面不切实际地实行高福利，导致财政不堪重负，政府债台高筑；另一方面则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严重分化，社会矛盾激化。这两个方面叠加，便造成公共需求与居民需求关系失调，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收入分配直接决定着消费，而消费决定着生产的最终实现，当收入分配失衡引致消费不足进而引致生产不得实现，整个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再循环过程就会被破坏，持续增长也就无从谈起。

　　第四，政策调整失误，体制改革滞后。在一些沦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和合理性，导致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痼疾积重难返，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由于财富分配过度集中，形成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市场配置资源和公平竞争的功能被扭曲。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改革，或者把体制改革淡化、弱化甚至退化，使体制改革受到羁绊而严重滞后，无法推动和保障经济转型。

　　应该指出，我国与那些处于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在基本经济制度等方面有着重大区别，但相同的是都为欠发达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足以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区域思路

　　我国区域经济仍然有着不平衡特征，在不平衡格局中，即使全国总体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但局部地区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并非为零。回顾1990―2000年发生的“中部塌陷”现象，我们不能不警觉这种可能性。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中西部地区未能与东部地区同步发展，地区间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尤其是在东部率先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夹击下，出现了中部地区“经济塌陷”现象。在发展水平上中部比不上东部，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和总体发展水平不仅大大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发展速度上中部比不上西部，中部地区的发展势头和发展速度不仅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而且低于西部地区。近十多年来，中部地区改变传统的以农业、能源、原材料为主要支柱的产业结构，加快推进工业化，扩充制造加工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改变城市发展不足状况，加快推进城市化，壮大中心城市带动功能；改革相对保守僵化的体制，借助国家“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区域政策，扩大对东西部和国际化开放，激活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这一系列改变实际上就是发展模式、增长路径和体制机制转型，由此促成了中部塌陷转变为中部崛起。安徽此时属于中部地区，同样经历了这一从塌陷到崛起的过程。这段为时不远的历史说明，局部地区发生中等收入陷阱以至经济塌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若能实现发展模式、增长路径和经济体制深刻转型，这种陷阱和塌陷又是可以避免与扭转的。

　　我国目前人均GDP达7500美元，属中等收入经济体。安徽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达20848.8亿元，人均GDP为34427元，折合5604美元，也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要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需要根据上述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四个因素的线索，检视可能导致陷阱出现的显在或潜在风险，并着力加以应对和防范。国际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了“新常态”概念，反映了世界经济逐步呈现出不同于危机前的新格局。 2013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针对“新常态”提出“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设”的主题，探讨构建世界经济以及各国经济的“新模式”。安徽经济与全国经济总体一样都已经进入新常态，但仅仅认知到适应新常态远远不够，要获得新常态下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加快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构建”比“适应”更具重大而迫切意义。

　　从当下实际与未来趋势考量，安徽防范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至少亟需把握以下重点：

　　(1)发挥宏观引导作用，特别是激活微观企业，突破“低端锁定”，共同发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要着力培育“互联网＋”时代新兴产业，建构重点产业的全产业链，占据产业高端；另一方面要加快传统低端制造业转型，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不能支撑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演进，大部分国家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因此应推动低端制造业更新改造和企业重组，使其适应中等收入水平的新的消费取向与结构，重塑生机和提高效率。企业尤其需要注重商业模式即赢利模式变革，在经营方式、流程再造、管理创新上优化要素配置、拓展赢利空间。

　　(2)加大科技创新和新人口红利的投入与改革力度，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安徽经济发展必须走创新驱动之路，而没有充分而足够的投资刺激和制度激励，科技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就难以真正发挥，新的科技创新要素难以引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也难以顺畅。应以先进标准为参照，进一步提高投资刺激和制度激励的力度。安徽旧的人口红利拐点即将出现，必需在提高人力资源知识、技能和劳动生产率上开发新型人力资本，必需在调整生育政策和改革退休制度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上尽快取得实际进展，从而获得新的人口红利。

　　(3)切实深化经济改革，为建构经济发展新模式提供制度动力和保障。经济改革的根本环节是建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应继续加大政府简政限权力度，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大众创业积极性，由此保持经济增长的内在动能与不竭活力。完善基本社会保障是社会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石，应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改革和完善区域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与供给，逐步扩面提标并实现城乡均衡化，为社会收入分配改革奠定“起点公平”的基础。当然，安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远不止于此，需要大家一起“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