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原省长王郁昭因病去世
中安在线讯 据新安晚报报道,被称为“农村改革的先行官”,改革开放初期曾任滁县地委书记、后任安徽省省长的王郁昭,前天凌晨不幸因病去世,享年90岁。
上世纪70年代,被小岗村民称为“大包干”诞生的最艰难时期,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顶住各种压力和不利因素,大力推行农民的创造,曾被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称作“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
“父亲在安徽工作了40年,离开安徽之后,心里想的、和我们聊的,都是安徽的事情。”昨天下午,王郁昭的儿子告诉记者,在父亲心中,安徽是他的第二故乡。
把安徽当做第二故乡
王郁昭的儿子王先生今年57岁,出生在安徽,曾在全椒中学、滁县一中读书。在王先生和父母眼中,安徽是一家人的第二故乡。
王先生说,十多年前,父亲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身体也不太好,辞去了工作。在这之后,王老曾多次回到安徽滁州,到故乡走走看看。
2004年11月,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奠基,题写馆名成为工作人员的头疼事。万里作为题写馆名的第一人选,在退休时立下的“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规矩,让滁州市委有关领导束手无策。后来,有关领导前往北京,找到王郁昭帮忙,才终于说动万里亲自题写馆名。
“父亲在安徽工作了40年,他退休之后和我们聊的,几乎都是安徽的事情。”王先生说,只要聊起以往的岁月,他都很高兴。2008年,滁州市举行大包干30周年纪念大会,王老接到邀请后,欣然答应赴会。“那次,他把我和母亲都带在身边,说要带我们回家看看。”王先生说。
对晚辈请教非常耐心
王郁昭去世后,家人给滁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白绕然打了个电话。“除了王老的亲属,我应该是和老爷子关系比较近的人之一,我们打了20多年交道。”白绕然说。
白绕然介绍,1988年,滁州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刚成立时,他就在驻京办工作,“当时,王老也刚调到北京不久。他是老领导,也是长者,对中国农村改革有里程碑式的贡献。去年我还曾去给老人家祝寿。而就在几天前,王老还与我探讨当前的经济形势。”
在白绕然的印象中,王老是位智者,对晚辈请教的事情解答时非常耐心。“我问过王老,在他担任滁县地委书记时,‘大包干’虽然走得艰难,但滁县各地都在同步进行,为什么凤阳小岗村最后成为农村改革的先驱。他就跟我耐心解释了很多。”白绕然说,只要是关于安徽、关于“三农”的话题,王老总是滔滔不绝,有独到的见解。
曾坐轮椅回滁州参会
2005年到2015年,现任滁州市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的盛必龙,曾在全椒县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十年间,他曾与王老有过多次接触。在他的印象中,王老是位睿智、亲民、有魄力的老人。
“2013年见到王老时,他都80多岁高龄了,但我们聊起过去的事情时,老爷子的思路十分清晰,很多事都记忆犹新。”盛必龙说,王老主政滁县期间,力推大包干,表现出非凡的工作魄力。
有个故事,让盛必龙至今印象深刻,“王老说他当年经常开广播会,炎热夏天,蚊虫乱飞,老爷子一把扇子,一个麦克风,一讲就是三小时。”老爷子向盛必龙解释说,“既然是开会,党的政策一定要讲透、讲明白,让干部和百姓掌握政策、知道要求。”
盛必龙说,虽然王老离开安徽已有20多年,但他对滁州、对全椒可谓一往情深。虽然最近几年腿脚不便,需要坐轮椅,但只要听说“家乡”邀请他回来看看,他都会参加。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员、安徽大学兼职教授史啸虎回忆说,2013年12月,在滁州市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88岁的王老仍坚持坐着轮椅出席了会议。
□回顾
顶住压力推行“大包干”
上世纪70年代,联产承包和“大包干到户”这些新生事物,把王郁昭与安徽乃至全国农村的改革之路紧紧联系在一起。
“借地度荒”保收成
1978年,52岁的王郁昭被中共安徽省委任命为滁县(今滁州市)地委书记。可是刚上任不久,滁县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干旱。据《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王郁昭》一书描述,当年4月到6月,滁县地区的累计降雨量只有133毫米,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20毫米。7月份,当地持续高温少雨,河道断流,水库干涸,农作物严重减产,一半以上区域连人畜饮水都很困难。
在严重的旱灾面前,王郁昭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打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抗旱战,取得了午季小麦的大丰收。尽管如此,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视察完滁县等地的旱情之后,在当年9月召开了省委常委会。“今年安徽农业基本定局了,定了什么局呢?定了重灾局……我们必须全力抗旱保粮,保不住收成,一切都是空话。”万里在会上说,“今冬明春的关键是搞好秋种,不能让农村大片土地抛荒。与其抛荒,倒不如划出一定数量的耕地借给农民耕种。”
“借地度荒”的大胆决定,很快引起一些人的责难。万里顶住了各种压力,“借地度荒”的政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不仅推动了在旱灾之年完成秋种任务,也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基础。
三个“秘密武器”
为了搞好秋种和生产自救,王郁昭召开了全区干部会议,要求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说出来。结果,来安、天长等县的公社书记介绍了三个悄悄进行的实践: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将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实行三包一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天长县新街公社在面临棉花枯死的情况下,将棉花包产到户,超产奖励、减产赔偿;来安县将全年的粮油棉生产指标分解,对基层干部实行岗位责任制。
三个暗中进行的典型,在大旱之年实现了普遍增收。
此后不久,王郁昭到合肥办事时,专程向万里汇报了这三个“秘密武器”,引起了万里的高度重视,并要求王郁昭对三个典型作详细的调查,向省委书面报告。
1978年10月20日,万里看了三个调查报告后,随即要求王郁昭在全地区各县进行试点,得到了广大基层干部的一致欢迎。截至1979年3月,滁县地区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已超过半数。
压力与坚持
很快,安徽推行的联产承包制引起全国关注。据王郁昭所著的《往事回眸与思考》回忆,国家农委召开的一次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对安徽搞联产承包有很多指责的声音。1979年春,《人民日报》也刊登了读者来信和编者按,认为联产承包是“错误的做法”。滁县不少基层干部感到压力巨大,不过王郁昭明确表示,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一律不变,把春耕生产搞好。
1979年初,随着滁县地区包产到组的发展,一部分生产队暗中搞起了包产到户。其中,凤阳县小岗生产队首创的大包干到户(即“大包干”),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这种做法传开后,受到很多地方的效仿,“包干到户”不推自广,各种反对、声讨也此起彼伏。
1980年1月的全省农业会议上,大包干制度得到安徽省委的承认,但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此后不久,万里到中央工作,围绕大包干到户的争论在全国激烈展开。不过,1980年6月19日,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开始在中央文件上出现。1982年1月1日,中央文件正式肯定了联产承包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