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原省长王郁昭因病去世

　　 中安在线讯 据新安晚报报道，被称为“农村改革的先行官”，改革开放初期曾任滁县地委书记、后任安徽省省长的王郁昭，前天凌晨不幸因病去世，享年90岁。

　　上世纪70年代，被小岗村民称为“大包干”诞生的最艰难时期，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顶住各种压力和不利因素，大力推行农民的创造，曾被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称作“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

　　“父亲在安徽工作了40年，离开安徽之后，心里想的、和我们聊的，都是安徽的事情。”昨天下午，王郁昭的儿子告诉记者，在父亲心中，安徽是他的第二故乡。

　　 把安徽当做第二故乡

　　王郁昭的儿子王先生今年57岁，出生在安徽，曾在全椒中学、滁县一中读书。在王先生和父母眼中，安徽是一家人的第二故乡。

　　王先生说，十多年前，父亲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身体也不太好，辞去了工作。在这之后，王老曾多次回到安徽滁州，到故乡走走看看。

　　2004年11月，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奠基，题写馆名成为工作人员的头疼事。万里作为题写馆名的第一人选，在退休时立下的“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规矩，让滁州市委有关领导束手无策。后来，有关领导前往北京，找到王郁昭帮忙，才终于说动万里亲自题写馆名。

　　“父亲在安徽工作了40年，他退休之后和我们聊的，几乎都是安徽的事情。”王先生说，只要聊起以往的岁月，他都很高兴。2008年，滁州市举行大包干30周年纪念大会，王老接到邀请后，欣然答应赴会。“那次，他把我和母亲都带在身边，说要带我们回家看看。”王先生说。

　　 对晚辈请教非常耐心

　　王郁昭去世后，家人给滁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白绕然打了个电话。“除了王老的亲属，我应该是和老爷子关系比较近的人之一，我们打了20多年交道。”白绕然说。

　　白绕然介绍，1988年，滁州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刚成立时，他就在驻京办工作，“当时，王老也刚调到北京不久。他是老领导，也是长者，对中国农村改革有里程碑式的贡献。去年我还曾去给老人家祝寿。而就在几天前，王老还与我探讨当前的经济形势。”

　　在白绕然的印象中，王老是位智者，对晚辈请教的事情解答时非常耐心。“我问过王老，在他担任滁县地委书记时，‘大包干’虽然走得艰难，但滁县各地都在同步进行，为什么凤阳小岗村最后成为农村改革的先驱。他就跟我耐心解释了很多。”白绕然说，只要是关于安徽、关于“三农”的话题，王老总是滔滔不绝，有独到的见解。

　　 曾坐轮椅回滁州参会

　　2005年到2015年，现任滁州市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的盛必龙，曾在全椒县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十年间，他曾与王老有过多次接触。在他的印象中，王老是位睿智、亲民、有魄力的老人。

　　“2013年见到王老时，他都80多岁高龄了，但我们聊起过去的事情时，老爷子的思路十分清晰，很多事都记忆犹新。”盛必龙说，王老主政滁县期间，力推大包干，表现出非凡的工作魄力。

　　有个故事，让盛必龙至今印象深刻，“王老说他当年经常开广播会，炎热夏天，蚊虫乱飞，老爷子一把扇子，一个麦克风，一讲就是三小时。”老爷子向盛必龙解释说，“既然是开会，党的政策一定要讲透、讲明白，让干部和百姓掌握政策、知道要求。”

　　盛必龙说，虽然王老离开安徽已有20多年，但他对滁州、对全椒可谓一往情深。虽然最近几年腿脚不便，需要坐轮椅，但只要听说“家乡”邀请他回来看看，他都会参加。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员、安徽大学兼职教授史啸虎回忆说，2013年12月，在滁州市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88岁的王老仍坚持坐着轮椅出席了会议。

　　 □回顾

　　 顶住压力推行“大包干”

　　上世纪70年代，联产承包和“大包干到户”这些新生事物，把王郁昭与安徽乃至全国农村的改革之路紧紧联系在一起。

　　 “借地度荒”保收成

　　1978年，52岁的王郁昭被中共安徽省委任命为滁县(今滁州市)地委书记。可是刚上任不久，滁县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干旱。据《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王郁昭》一书描述，当年4月到6月，滁县地区的累计降雨量只有133毫米，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20毫米。7月份，当地持续高温少雨，河道断流，水库干涸，农作物严重减产，一半以上区域连人畜饮水都很困难。

　　在严重的旱灾面前，王郁昭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打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抗旱战，取得了午季小麦的大丰收。尽管如此，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视察完滁县等地的旱情之后，在当年9月召开了省委常委会。“今年安徽农业基本定局了，定了什么局呢？定了重灾局……我们必须全力抗旱保粮，保不住收成，一切都是空话。”万里在会上说，“今冬明春的关键是搞好秋种，不能让农村大片土地抛荒。与其抛荒，倒不如划出一定数量的耕地借给农民耕种。”

　　“借地度荒”的大胆决定，很快引起一些人的责难。万里顶住了各种压力，“借地度荒”的政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不仅推动了在旱灾之年完成秋种任务，也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基础。

　　 三个“秘密武器”

　　为了搞好秋种和生产自救，王郁昭召开了全区干部会议，要求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说出来。结果，来安、天长等县的公社书记介绍了三个悄悄进行的实践：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将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实行三包一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天长县新街公社在面临棉花枯死的情况下，将棉花包产到户，超产奖励、减产赔偿；来安县将全年的粮油棉生产指标分解，对基层干部实行岗位责任制。

　　三个暗中进行的典型，在大旱之年实现了普遍增收。

　　此后不久，王郁昭到合肥办事时，专程向万里汇报了这三个“秘密武器”，引起了万里的高度重视，并要求王郁昭对三个典型作详细的调查，向省委书面报告。

　　1978年10月20日，万里看了三个调查报告后，随即要求王郁昭在全地区各县进行试点，得到了广大基层干部的一致欢迎。截至1979年3月，滁县地区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已超过半数。

　　 压力与坚持

　　很快，安徽推行的联产承包制引起全国关注。据王郁昭所著的《往事回眸与思考》回忆，国家农委召开的一次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对安徽搞联产承包有很多指责的声音。1979年春，《人民日报》也刊登了读者来信和编者按，认为联产承包是“错误的做法”。滁县不少基层干部感到压力巨大，不过王郁昭明确表示，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一律不变，把春耕生产搞好。

　　1979年初，随着滁县地区包产到组的发展，一部分生产队暗中搞起了包产到户。其中，凤阳县小岗生产队首创的大包干到户(即“大包干”)，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这种做法传开后，受到很多地方的效仿，“包干到户”不推自广，各种反对、声讨也此起彼伏。

　　1980年1月的全省农业会议上，大包干制度得到安徽省委的承认，但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此后不久，万里到中央工作，围绕大包干到户的争论在全国激烈展开。不过，1980年6月19日，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开始在中央文件上出现。1982年1月1日，中央文件正式肯定了联产承包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