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慈善的标杆和难题
做慈善通常会有两大难题
第一大难题是：原来穷人社会结构中的缺点能否克制住。比如贪污腐败，这个缺点克制不住，对非洲国家援助越多，就会把这些贪官污吏、独裁者喂养得越肥，继而他们对国家的控制能力越强，穷人越不得翻身。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Nancy Qian 以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Nathan Nunn 做过一个调查，他们从1972年一直跟踪到2006年，发现一个国家得到的粮食援助每增加10%，这个国家的暴力动乱程度就会增加1.14%。道理很好理解，因为一个底层的贫民，是没有办法直接拿到援助粮的。一部分援助粮被政府官员贪污走，另一部分就是那些反政府武装、游击队，这些有组织的暴力会劫持这些粮食，从而变得更加强大。
最典型的就是索马里，大量的捐助粮都在半途被武装组织，比如海盗、游击队、反政府武装劫持。底层老百姓的境况几乎没有改善，这就是慈善的一大难处。
慈善遇到的另外一个难处就更加麻烦了。穷人们原来的社会结构当中有一些好的因素，而外界大量慈善资源的到来，会破坏这些好的东西，从而让当地的情况变得严重恶化。
这就要说到非洲的一个地区—萨赫尔，就是从布基纳法索到苏丹，再到埃塞俄比亚这一带，也就是农耕和放牧两个经济带结合的地区。由于20世纪西方白人的统治，扰动了当地社会生态，萨赫尔陷入了几乎是绝望一般的贫穷。
发生的机理是什么呢？又是因为慈善。当年这里主要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发现这个地方缺水，就决定用他们的高级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打井。井也便宜，20万美金一口，打了好几千口井。
原来这一带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形成了一个共生的生态。游牧民族走来走去，一旦出现干旱歉收就卖一些马匹、皮毛给这些农耕民族，双方都还活得下去，甚至萨赫尔曾经也是非洲大陆上一个非常强盛的商业帝国。
可是这些水井打了之后，情况就变了。因为一口水井可以更多地攫取地下水，这些地下水打上来之后，那些游牧民族还游什么牧呢，他们就不逐水草而居了，转而盯着这口井开始定居生活。然后发生的就是过度放牧，导致草原更大规模的沙漠化，当地的气候、生态进一步被破坏掉。最终，这一带成为非洲最主要的战乱、饥荒和瘟疫的策源地。
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而我今天要补一句：一辈子做好事，让好事真的产生好的结果，这才是最难的啊。
好慈善是一座座矗立的高峰
很多人说，中国人就是道德水平不高，搞什么慈善？其实真的不是这样，中国人道德水平一点儿都不低。
随便举个例子。1930年的时候上海已经善堂林立，上海民间捐赠的各种慈善基金当年的支出大概是300万大洋。听着好像也不多，不就300万吗？现在在北京也就一个两居室的事。可是要知道，在1930年，整个上海市的公共财政支出才700万。换句话说，民间的慈善资金已经达到了政府公共支出的40%，这样的比率世界上哪个国家曾经达到过？
因为善行这件事情，恻隐之心嘛，孟子说人皆有之。利他和自私是人性的两面，它们根植在每个人的人性深处。理解不了利他就理解不了自私。所以，慈善这件事情，每个人心里都有。我们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建设要做的是，把每个人的善心和善行，整合起来变成一件真正对社会有利的事情，而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复杂的工程。
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说到协和医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协和医院是个好医院，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一百年前协和医院创办的时候，它不是中国最好的医院，它是全世界最好的医院。
协和医院不是中国人创办的，是美国巨富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晚年的时候开始向全世界捐赠，捐赠最多的当然是美国本土，第二位就是中国。当时洛克菲勒就想在中国捐助一项医疗事业。在1909年，他就派一个调查团到中国，搞了一次大摸底调查。后来又派了一次，在1912年到1914年期间，而且是派他的亲儿子小洛克菲勒到中国来。后来写了一份报告，叫《中国的医学》，这份报告至今还是中国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文献。
调查团最后给老洛克菲勒提供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用这笔钱在中国各大中心城市多建一些医院，来服务更多的中国人。第二套方案，用这笔钱在北京建全世界最好的一家医院，一切都按最高标准来，给中国医学界树立一个标杆、一个高峰。洛克菲勒几经思考选择了后一个方案，这就是协和医院的来历。
协和医院创办之初所有的标准都是最好的。花重金买下王府井口的豫王府，由世界最著名的设计师设计，包括每一个抽水马桶都是从美国本土运来的。协和医院创办的时候集合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医院里到处都是专家、教授。这么多人在中国要干什么？不是办医院，而是要办医学院。
1914年协和医学院开班的时候只招了 7个人。而8年之后，第一届协和医院的毕业生只毕业了3个人。协和医学院从创办，一直到抗战停办，这么多年的历史上，它的那种严谨、苛刻，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协和医院的教学管理制度极其严酷，它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淘汰。协和的学制非常奇怪，不是60分及格，而是75分及格。每一学年都会有大量的人被淘汰掉。它的目的，就是要用一个还算大的基数，筛选出极少的精英，要在中国的医学界培养几座高峰。
协和医学院的另外一种精神，就是仁心。最著名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妇科创始人林巧稚女士身上。据说当年她报考协和医学院的时候，参加一门笔试，正好在门口遇到一个病人晕倒，她到底是参加笔试呢，还是把病人送医院呢？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然后就回家了。她觉得没希望了，因为一门考试没有参加。但非常意外的是，她居然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因为校方看到了这个行为，认为这才是一个大夫的品行。
这就是协和医院的精神。它无论是在科学技术上，还是在医学精神上，都按照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慈善是一件百年大计，甚至是千年大计，要相信某些精神上的高峰一旦耸立起来，它的效果、光辉照耀之处，将是千秋万世。
我个人仍然认为慈善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它深植在人的内心，它和自私一样是人性的两个面。但是面对这么多社会政策的争执，我们是不是要回到一个原点，那就是只回到自己的内心，回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再重新定义慈善。而不去对社会政策作过度轻率的诠释。比如把“春晚”的钱捐给穷人这种主意，应该少出。
比如说曾国藩一生就不主张捐钱，不主张大张旗鼓地做慈善。他认为，如果要做慈善，最好偷偷摸摸地，不让任何人知道。不能像某位慈善家一样，恨不得让全城的穷孩子都排着队，一张一张地发钱。曾国藩觉得这个事儿千万干不得，因为会扰乱当地的社会结构。
他怎么做呢？他说很简单，我看到就做。我看到一人没饭吃就给他几两银子；看到一个人没房子住，也许就把他接到家里来住一天。这就是所谓恻隐之心。看到就去做，看不到就不要管，因为后者是社会进步的结果，而不是个人善心大发的成就。 （来源：天津网-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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