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族”向“小家庭”转型带来“阵痛”

　　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在山东青岛工作的陈家旭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在为熟睡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准备早餐中开始新的一天。

　　陈家旭并不是土生土长的青岛人。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距离老家辽宁沈阳千里之外的青岛，并在3年后组建家庭，在青岛“落地生根”。

　　“如果在老家，做早餐这样的‘杂事’根本不用我操心，父母都会帮我做好，早晨至少可以多睡半个小时。”陈家旭说。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也饱受思念儿子之苦。

　　在如今的中国，像陈家旭一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在深圳工作的南昌女孩许浩说，正是因为远离父母，她早早学会如何处理交水电费、维修家用电器等生活琐事，几乎什么事情都要独立处理，父母帮不上什么忙。而远在江西的父母，平时也只能通过电话联系，每年连见面次数都屈指可数。

　　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像陈家旭和许皓这样，选择到故乡以外的城市工作和生活。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共有2.3亿流动人口，其中跨省流动人口占比达67.2%。

　　然而，传统的中国家庭并不是这样。在以前，人们选择以大家族的方式聚居在一起，“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比比皆是。而如今，中国正从“大家族”向“小家庭”转型。

　　中国国家卫计委14日发布的首个《中国家庭发展报告》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例证。报告显示，中国家庭户平均人数已由20世纪50年代前的5.3人降至2012年的3.02人，中国成为平均家庭规模较小的国家。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人口流动促使在中国绵延千年的大家族、大宗族的家庭结构，开始向西方式的小家庭结构转变。

　　这种“大家族”向“小家庭”的结构变迁，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显而易见。社会学者、民俗学家艾君认为，如今，许多中国人选择离开故乡，到工作机会更多、发展空间更大的外地谋生，文化的交融、人才的流动让社会充满活力，资源配置日趋合理。

　　同时，这种转型产生的“阵痛”也十分明显。王忠武说，在原有的“三世同堂”家庭结构中，长辈可以教育、看管年幼的晚辈，晚辈则有机会随时孝敬长辈，家庭成员通过互帮互助、相依相伴，亲情氛围更加浓厚。而近年来人员流动性加剧，让原本具有血缘联系的家庭成员“天各一方”，“小家庭”结构让家庭成员更趋独立，但感情也日趋淡化。

　　此外，“大家族”向“小家庭”转型也对中国交通、医疗、教育、治安等方面发起挑战。以交通为例，中国人历来重视春节家庭团聚。交通运输部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春运40天来，全国公路发送旅客约32.6亿人次，同比增长6%;民航运送旅客4407万人次，同比增长15.7%;水路运送旅客约4200万人次;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66亿人次，同比增长约12%，创历年旅客发送总量新高。这样“人类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无疑对交通产生巨大压力。

　　“所有这些变化，都将在家族传统的继承发扬、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政府配套的管理服务等多个层面上产生影响和冲击。中国人，正在从‘大家族’向‘小家庭’的路上，进行着充满‘阵痛’的转型。”王忠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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