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带头人回忆万里嘱咐的“三句话”

　　◎亲历者严俊昌  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大包干带头人

　　所有人都说要治小岗生产队里那些“包大胆”的罪。但是自从现场查看了小岗生产队田地收成之后，从公社到县里，大小领导却从之前的笃定陷入到某种“纠结”。“包产到户，到底管干不管干？”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一直没从官方那里得到肯定的答案。小岗生产队队长面临的“提着脑袋，走一步看一步”的窘境直到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前来视察。“万书记当面说了三句话，最后一句话让我真想磕头拜谢。”

　　大包干的火种

　　“我们小岗村都非常想念他。 ”昨天下午，在小岗村家中，严俊昌刚刚得知万里逝世的消息后，只念叨了这么一句，接着半晌没出声。作为当时“十八条好汉”的带头人，严俊昌认为，如果当时没有万里书记的决断肯定，小岗村难有今日。

　　如果说1978年冬天“小岗大包干”是星火燎原，那么1977年冬天，由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以省委决定的方式出台的“省委六条”便是火种。“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省委六条”的核心内容，被发表在1978年2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发挥社员积极性，大包干也是一样。”严俊昌回忆，经过一个晚上的讨论，他们决定分地到户，搞大包干。

　　捂不住的秘密

　　严俊昌说，分田到户后，全队上下，不论男女全跟上了发条一样。还没开春，小岗生产队高昂“异常”的生产积极性已经引起邻队的注意。

　　很快，小岗生产队分田到户的秘密被捅上了公社乃至县里。“包括县委书记陈庭元，都匆匆忙忙跑来看，”严俊昌扛不住了，只好向陈庭元一五一十的交待，“他叹了好几口气，最后说干到秋收再说。”

　　秋收之后，小岗生产队里越来越热闹。“粮食丰收了，这秘密就更守不住了”。邻近几个生产队此时也急吼吼的也要分田到户，这时候，轮到县委书记陈庭元扛不住了，小岗生产队的情况随即又上报给了地委书记王郁昭。“地委领导给出话，保管干三年。”

　　万书记的三问

　　1980年1月，眼看着就是农历新年，小岗村里来了大领导。陈庭元当时的描述是，“官有多大？屁股比我大两圈都不止。”后面跟着的一句，更让严俊昌忐忑不已：“是霉还是喜，全看今天。”事实上，此前严俊昌和其他大包干带头人已经被扣上很多帽子。

　　严俊昌说，万里书记当时由陈庭元引到自己家门口。见面之后，万里书记问了三句话。第一句：“你今年多大？”

　　我说：“37”。

　　第二句：“你是不是党员？”

　　我说：“不是”。

　　第三句：“生产队长是以前好干，还是现在好干？”

　　我说：“肯定是现在好干，每天干活都不用吹哨子催，大家积极性都非常高。”

　　书记的最后半句话，严俊昌说当时听到后激动得都想给他下跪拜谢。“你们这样搞非常好，批准你们干五年。”听到这里，小岗生产队所有人心里都安稳了。

　　嘱咐“三句话”

　　1980年的早春，此时的万里即将从安徽调往中央。在生产队里，与万里见面时，严俊昌并不知道。但基于农民最朴素的心思，生产队长认为，空口无凭，还是让领导能给个“书证”。想到这里他跑到车前，向省委书记提请求。“万里书记说，红头文件给不了我，但是让我放心生产，一定把粮食搞上去，历史会证明一切。”

　　临行前，万里书记还嘱咐小岗村民，粮食多了先不要卖，“得先把两年的口粮存得足足的，而且还可以发展养殖业，”严俊昌说着笑了，“书记说，每家每户还要养几头猪，正好过年杀猪，过个幸福年。”

　　老队长说，曾经多次想去北京看望老书记，这下成了永久的遗憾。

（ 来源：安徽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