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征收纷争 称一半耕地被村长偷卖掉
52岁的冯建平始终固执地认为，自家违章建筑被强拆与她反对“村长卖地”有关。陈瑜|摄
一个期盼多年的开发项目、一次程序合法的土地征收、一档全省最高的补偿价格，却让一个村庄陷入干群关系紧张、村民不断上访的僵局。
【特别报道】乐清调查：店后村的“官民分裂”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克 王群 | 浙江报道
乐清市柳市镇，位于浙江省东南沿海乐清湾之滨。
“家家开公司，人人当老板”，柳市人以千家万户的“市场化取向”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便捷的物流体系，占据了国内工业电器市场的半壁江山，被学界称为“柳市现象”。
然而，2014年5月8日以来，柳市镇店后村却因经济发展征收农田引发纷争——许多早已不以种粮为生的村民数度“围攻”主持“卖地”的村长，一些“旅居”外地多年的私营业主也放下手头的生意不远千里赶回老家，要向村干部们“讨个说法”。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为此专程前往乐清进行了实地调查。
44枚红指印的“猫腻”
许多村民非常固执地认为自己“被干部欺骗”了。
店后村，1932个村民，635亩耕地。人均不足0.33亩，这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温州地区是一个低于平均值的数字。2014年5月8日，店后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宣布本村302亩土地被政府征收，拟用于建设“德力西高科技产业园”。
“将近一半的耕地被村长偷偷卖给了企业!”《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初到店后村时，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一些村民对即将失去土地的无奈与愤懑，而所有的怨气又似乎都集中倾泻到了直接“操盘”的村干部身上，于是记者看到了村民骂娘、上访，甚至敲着锣鼓堵住村长家门“大加讨伐”(记者注：当地民风在别人家门口敲锣不吉利)。
5月20日，乐清市国土局发布公告，已被收归国有的原店后土地进入“招拍挂”程序;5月29日，店后村委会又贴出告示开始发放征地补偿款。部分村民的不满情绪再一次被“点燃”，上访层级也随之提升。6月4日，“但存方寸地 留与子孙耕”的横幅拉到了乐清市政府门前，网上也开始出现“控告干部勾结厂商私卖土地”的帖子。
然而，记者很快就发现，坊间传闻离事实真相似有较大差距，尤其不同寻常的是，在部分村民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投诉材料和记者从当地政府获得的相关文件中，都有一份产生于一年之前，也就是2013年5月17日的店后村“关于征收我村集体土地的有关决议”的《村民代表会议纪要》，而“控辩双方”都特别“推出”这份《纪要》，因为《纪要》上有着与会代表们按在自己签名上的44枚指印。官方说法借以强调“程序合法”——签名和指印就是明证;民间舆论则矛头直指“文件造假”——签名和指印“来路不明”。
“那天的会议只谈到征地的意向，没有表决，怎么会有签名和指印呢?”已连任两届村民代表的周存庆非常肯定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于摆在面前的签名和指印复印件，周存庆“鉴定”后认为“不是假货”，但它们究竟产生于何时何地以及近年来村里是否还有其他什么大事进行过“签名盖印”都“已经记不起来了”。
参加此次会议的另一位村民代表黄建武则与周存庆说法不同：“那天开会讨论征地事宜，到我签名时赞成票早已过了半数，所以我也按了指印。”记者注意到，店后村村民代表总数为52人，会议当天实到44人，符合法定人数。黄建武的签名和指印排在《会议纪要》“同意决议代表签名”一栏的第40位。
尽管记者的调查在一步步确认着签名和指印的真实性以及它们与土地征收的关联性，部分村民始终还是“纠结”于一点——“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谈论过征地的细节，这里面怎么会没有猫腻?!”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通过有关渠道找到了一段2013年5月17日店后村村民代表在镇、村有关领导主持下讨论征地问题的影像资料，这段与会人员用手机随意拍摄的视频随即被受访的多位村民确认为真，但许多人还是非常固执地认为自己被干部欺骗了。
一位村民明确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肯定要打官司。”该村民还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准备以“店后村农村土地经营权承包户”名义递交给浙江省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书明确表示“不服浙土字A【2013】-0790号和浙土字A【2013】-0792号《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理由是地方政府“利用虚假材料上报审批……”而认定“虚假”的依据则是“村民代表没有对征地事宜进行表决”。
盼望已久的第三次开发机会
群众的意见不在“是否应当卖地”而在“是否应当明白”。
为了进一步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先后走访了乐清市、柳市镇有关部门和店后村所属的柳市镇西城办事处。数次采访了解到的情况是，店后村是柳市镇少有的没有进行过土地开发利用的村庄，村民们眼看着周边地区因为土地转换而与本村拉开差距一直很有想法，对村干部尸位素餐的“太平官”模式也不无怨言，因为仅靠人均不足0.33亩的农田耕作显然不能实现自给自足，而且本村直接耕种自家承包田的农户已经不到三分之一，愿意“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年轻人更是少之又少。
柳市镇西城办事处主任叶伟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店后村的领导班子已经连任数届、十多年时间，而长期以来该村却没有动过一亩地，这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柳市实乃罕见。
叶伟盛说，镇上考虑到总体的发展规划，2012年以前已经通过相关程序将店后村的土地由“基本农田”转换为“一般耕地”，但此后一直苦于没有找到各方都感到合适的开发项目。2012年，有一家企业准备在柳市建立物流中心，店后村是备选地址之一，但可行性论证时出了问题——店后附近主要道路上的一座高架桥可能会直接影响大型车辆的通过，此议就此作罢。2013年，乐清市委、市政府计划投资数亿打造“柳市新城”——“中国电器城”，柳市镇和店后村对项目的落地都非常积极，但最终还是没有获得成功，因为其他地方的基本条件都比店后村好。“人家姑娘不愿意嫁给你，你有什么办法呢?”叶伟盛这样打了个比方。
“建设‘德力西高科技工业园’是店后村的第三次机会，村里对此很主动、很积极。就这个项目而言，柳市镇有三块候选地，而店后村并不是最佳选择，能够‘花落店后’，镇上和村里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叶伟盛介绍说，“德力西集团”是柳市本土企业家创造的世界名牌，囿于土地等限制因素，该企业已经开始向外地转移扩张，为此，柳市镇党委书记亲自登门拜访企业领导，希望对方多多“造福桑梓”，这才有了今天的“重点产业化项目”。为了尽快促成这一项目，政府依照有关法规将店后村的部分土地收归国有，各项补偿都按当地的最高标准执行，另外返还10%的项目用地给被征地农户集体建设标准厂房统一经营以保障失地农民的长期收入。“已经顺利进入招拍挂程序，事情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叶伟盛对此也感到不解。
“应当说，店后村的村民从内心来讲是希望开发的——去年争取‘中国电器城’建设项目时，店后村村民们的态度是‘愿意无偿提供全部土地’，很可惜开发商最后另择他处了。”叶伟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无偿供地”的说法随后得到了店后村5队林云生、6队钱云哨等多位村民的证实：“600亩地全拿出来我们都愿意!”但提到此次“卖地事件”，许多村民仍然对村干部的“隐瞒真相”耿耿于怀：“那个时候我们是知道情况的，这一次卖地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清楚?”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调查至此，发现大部分受访村民的实质性意见不在“是否应当卖地”而在“是否应当明白”;从曾经为了开发“愿意无偿送地”到如今拉出横幅“要为后代争田”，记者也似乎看到了村民们的另一种诉求。
干部群众有多远
“遇事不与群众商量，村干部有很大的责任。”
经过几天的采访，店后村的“征地纠纷”已然显现出较为清晰的轮廓。然而，当地的事态并没有因此而消弭，村长门前仍不时响起锣鼓的噪音。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绪上的对立不仅会恶化干群关系，更有可能延滞当地的建设步伐。
于是，《中国经济周刊》的调查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民选产生的村官和唇齿相依的乡亲之间怎么就有了如此严重的隔膜?
简单梳理一下店后的征地方案，可以看到从大政方针到细节安排，主其事者都可谓“煞费苦心”。叶伟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店后村的开发肯定是好事，为了把好事办好，镇上跟村里商议相关问题的时候条件都尽可能放宽。比如，国家规定之外每亩5.3万元的“政府补偿”并没有法定依据，只是因为相邻的某些村组N年前曾经“预征土地”并发放给村民每亩5.3万元的征地补偿，此次店后村委会提出要“比照执行”，政府也就破例开了“绿灯”。另外，“对征地村组奖励10%的用地指标”是几年前的地方政策，店后村征地时这项政策早已失效，但政府还是“特事特办”了。
“问题是，村长知道的事情村民不知道。”叶伟盛说，“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返还的土地可以开发商品房，店后村的返还部分只能用来办厂，这一点就没有跟村民们说清楚。”
叶伟盛此说或很关键——村民周存庆就认为：“谁都知道办厂肯定比种田划算，但村干部不和群众通气，大家就不乐意。”村民钱云哨说：“去年是说了建商品房不一定能得到批准，但办理当中遇到具体问题还是应当多找些人一起商量。”
“村长经常和我们聊天闲扯，为什么从来不说征地遇到的困难呢?”一直认为自己和村长“关系很不错”的钱云哨至今也没能够想明白这件事情。
“群众有疑问就叫我们‘尽管去告’，这是什么意思?每亩地补偿38.2万元，不要说在柳市，在整个浙江都应当算是最多的了，可是我现在看到村长就想骂!”村民林云生说到这里就有点激动。
两位常年在外经商的店后村村民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对村干部的“自说自话”十分反感：“每次换届选举，我们都飞机火车地赶回家乡为你撑场子、做工作，卖地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们讲，几十年的私交不说，至少我们的户口还在店后吧?”
据叶伟盛分析，或许正是因为多年连选连任且都是以超过70%的比例高票当选，店后村的村官们已经认为，很多事情自己就可以直接“当家做主”了，自认为对村民有利的事情就更是如此。乐清市委外宣办的有关负责人也认为，尽管可以看出来店后村的事情是有少数人在背后“搞事”，但“遇事不与群众商量，村干部有很大的责任” 。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通过多种渠道试图与店后村委会主任黄立强见面，希望能够听听他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如愿。不过，记者还是从侧面得知，对于此次征地引发的矛盾和猜疑，黄立强心中也很苦恼——一位平时与黄“走得很近”的村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不久前的一天夜里，黄还给他打了电话，通话的主要内容就是“辛辛苦苦地办成了一件事情，大家却都咬定自己‘搞名堂’，心里有话不知道该跟谁说……”
责编：蔡梦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