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还需越过多道坎

  1月1日起，公民自愿捐献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立法和相关配套政策，供体短缺成为制约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 本报记者 王慧慧   器官供求形势不容乐观

　　全国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约150万人，其中30万至40万人适合移植，但只有1万人能等到供体

　　51岁的李要国，在被肾功能和肝功能异常折磨12年后，今年初发生肾功能、肝功能衰竭，生命发出红色警报。幸运的是，他得到一位因车祸而脑死亡年轻小伙的器官捐赠，从而成为全省首位顺利接受肝肾联合移植的患者。

　　“能同时得到来自同一供体的两个器官，这位患者真的很幸运！ ”作为主刀医生，安医大一附院器官移植中心医生赵洪川感言。每年，我国约有100万人需要进行肾脏移植，有30万终末期肝病病人需做肝脏移植，有20万心肺衰竭患者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救治。其中，适合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至40万人，但因供体短缺，能在有生之年等到移植机会的只有1万多人，大多数患者在等待中去世。

　　2013年7月，我省正式启动器官捐献工作。近两年时间里，全省仅实现11例捐献，其中有4例是在今年前两个月完成。放眼全国，我省器官捐献工作居于中等偏下水平，远远落后于广东等省份。“凡有资格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几乎都有大量病人在排队等待。鼓励更多的人自愿逝世后捐献器官，刻不容缓！ ”安医大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耿小平说。

　　我国自2010年起在10个省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两年后全面铺开。截至今年1月31日，全国实现捐献3323例，其中2014年实现1699例，相当于前4年的总和，器官捐献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根据中国红十字会开展的一项调研结果，92%的人听说过器官捐献工作，74.2%的人愿意捐献器官，仅6.8%的人表示不愿意捐献。 “这一调研结果让我们很受鼓舞，看到今后开展捐献工作的阔前景。 ”耿小平表示。

　　据了解，我国目前已建立全国联网的器官捐献体系，公民只要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并填写相关资料，即可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目前，我省已有300多人通过网站登记的方式成为志愿者。

法律不完善抑制捐赠意愿

　　立法进程缓慢，管理机构缺位，临床死亡判断标准仍不明晰

　　既然有大量潜在的捐献者，为何实现捐献的人却那么少？采访中专家们一致认为，由于缺乏系统的器官捐献立法，加之器官捐献制度极不完善，许多有捐献意愿的人往往因为程序繁琐、权益得不到保障等原因，最终放弃捐献。“解决移植器官来源长期匮乏的难题，制定器官捐献法迫在眉睫。”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姚卫东说。

　　“目前，我国关于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相当匮乏，各地开展工作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2007年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据姚卫东介绍，该条例的条文十分笼统，基于当时器官移植的现状，主要侧重于监管不规范的移植，而非鼓励公民器官捐献，因此并未打通器官捐献的“绿色通道”。比如，对于红十字会参与器官捐献工作的职责范围、法律授权和责任等都缺乏清晰界定，对捐献者权责利的规定还是空白，对于最紧迫的器官捐献和分配问题均没有详述。此后，虽然也相继出台一些关于器官获取等相关标准，“如果没有系统的立法，仅靠标准和技术规范，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没有专门的器官捐献管理机构，也是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我省，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是省红十字会和省卫计委联合设立的临时性机构，“工作人员全是兼职，人手不够，不得不从医院抽调两个人来帮忙。 ”姚卫东坦言，没有专门机构和专项工作经费，严重制约着我省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就是如何认定患者死亡。根据2011年原卫生部发布的《关于启动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工作的通知》，我国器官捐献的临床死亡判断是脑死亡、心脏死亡和脑心双死亡3类，但由于缺少脑死亡的法律标准，实际操作中三者界限很模糊，易产生法律纠纷。

　　“今年1月1日起，公民自愿捐献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这标志着我国器官捐献移植步入法治轨道，这也更加迫切地要求器官捐献立法加快进程。 ”姚卫东强调。

配套不完善影响社会参与

　　缺乏协调配合机制，配套救助政策缺失，器官分配与共享体系透明度需加强

　　器官捐献涉及法律、伦理、人权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科学规范的制度是顺利开展这项工作的必需条件。

　　“发现潜在捐献者的渠道不畅，是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大问题。 ”据姚卫东介绍，由于很多医院存在顾虑、怕担风险，不愿开展器官捐献工作，“基层医疗机构是器官潜在捐献者的重要来源，但由于缺乏政策支撑和资金保证，目前未能形成规范的潜在捐献者信息上报制度，特别是在医患矛盾紧张的现阶段，很多医院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态度，参与热情普遍不高。 ”

　　交通事故的脑死亡患者，是器官移植的最优供体，但因缺乏相关政策，移植医生和法医关于“脑死亡”的认识存在分歧，基本无法实现捐献。 “在对脑死亡患者的认定中，公安部门认为属于‘重伤’，这直接导致器官捐献无法实现。 ”专家呼吁，器官捐献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多部门参与支持、全社会营造氛围的工作机制。

　　救助资金捉襟见肘也是制约器官移植的因素之一。 “器官捐献是无偿的，但有不少捐献者家境贫困，临终前已产生一大笔医疗费，需要人道救助。 ”姚卫东认为，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一传统观念“坎”仍未跨越的当下，捐献者的奉献行动尤需鼓励。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对捐献者身后的困难给予救助，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广州市的一项调查，虽然多达79%民众认为 “器官捐献是高尚的”，但对捐献普遍缺乏安全感，其中最担忧的是器官分配和流向问题。 “事实上，为保证分配的公正性，目前我国所有供体器官全部进入器官分配系统，等待移植的患者依据“病情、就近、年龄”原则进行评分排队，所有过程均有记录，有据可查。 ”姚卫东认为，这一调查结果说明，器官分配移植工作需要进一步增强透明性，接受多方监督。

    责编：童中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