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护舌尖安全，用修法为善治筑底

　　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下称“草案”)，这也是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颁布以来的“首修”。去年10月，国务院法制办曾公布送审稿;而本次提请审议的草案，延续了其“重典治乱”、政府失职将问责等思路。

　　舌尖安全，攸关民生。相关的政策举动，也连着百姓期许。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实施仅5年就进入法律修订程序，着实罕见，它既显现了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也佐证了食品问题的高发与严重。

　　正如有些专家归纳的，食品安全法颁布5年来，我国食品安全态势总体向好，但形势依旧严峻。据了解，我国法院系统受理审结的食品安全相关刑案数量，2011年比2010年增长279.83%，2012年比2011年增长224.62%。仅2012年发生的重大恶性事件，就有“瘦肉精”猪肉、工业明胶“老酸奶”、酒鬼酒塑化剂超标等。在此情境下，完善“餐桌污染治理体系”，也亟需法律层面的补漏升级。

　　而置于深化改革的“背景墙”下，不难发现，此次修法还内含着“呼应改革”的初衷：要知道，去年3月，国务院启动了新一轮机构改革，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做出重大调整，组建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对食品安全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分段管理”，改为统一管理。基于此，通过修法作出对应的调整，也是必要的“法律调适”。

　　顺应改革需要，构成修法的驱动;而修法目的，则直指破解监管难题。这从具体的修改条款就可看出：在处罚力度上，它显然有所升格，既注重提升罚款额度，将非法添加等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罚款额度，由现行的5至10倍罚款提高到15至30倍，也扩充了处罚种类，如在资格罚方面实行“行业禁入”，人身罚上则补充行政拘留的处罚，同时它对食品违法的惩戒依据也是“动机论”。而在赔偿方面，增加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将“间接损失”也纳入赔偿范围。

　　从新增内容看，它有颇多新举措：明确了地方政府的责任，增设责任约谈、风险分级管理等要求;还将质检生产、工商流通、商务酒类及生猪屠宰环节交由食药部门监管;而建立食品和使用农产品追溯协作机制，也旨在延长食品监管链条;针对网购食品监管领域的空白，它也参照新消法的规定，确立“第三方平台先行赔付”。

　　改与增，成了“修”的内涵诠释。就修法尺度而言，它固然难言推倒重来式的“大修”，但也绝非仅出台修正案的“小修”，而是以“严”为落点的“中修”— 无论是终结“分段管理”，完善行刑衔接，还是确立有奖举报、风险交流机制、责任保险(放心保)、食品安全可追溯机制、食品网络交易管理制度;无论是加强事后性惩治，还是强化综合预防性，本质上，都是奉行“严字诀”，收束监管口径，夯实法规刚性，既提升违法成本，也降低维权成本。

　　在问题频发的食品安全格局中，唯有严法，才能摸准问题病灶，为善治筑底，进而为舌尖安全托底。而这，也是将食品安全法升级到2.0版本的原因所在。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法规，也需要严格执行才能落到实处。某种程度上，对食品安全法进行修订，仍是“半程改革”，让执法环节托起其尊严与效力，才能消减食品问题乱象。

　　这次修法，已对食品安全执法进行了规约，如改变“多龙治水”局面，增强食品监管工作的统一性、协调性和执行力，还实行责任约谈，这些都能理顺执法机制，也敦促监管“加码”。但要保证善法落地，还须在“对监管者的监管”上持续加力，以强效的层级管束去保障履责到位，避免监管沦为“被动式应对”，而非主动防控。

　　此外，修法之后，食品安全领域仍存在农业和食药监部门两段管理，要实现一体化监管，就必须突破部门利益藩篱，进行无缝的法律对接。

　　说到底，只有善治框架，才能托起食品安全。而今严法已“准备就绪”，严管也必须跟上节奏。两者合力之下，食品安全上的良性循环格局也才更可期。

责编：蔡梦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