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反贪局大数据查案：3个行贿人供出80多官员受贿

　　新形势下，犯罪手段日趋复杂、智能，如何发现线索、突破口供？检察机关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发现获取职务犯罪情报？近日，记者通过采访安徽省检察院了解到，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现代侦查信息化已日渐成为反腐“利器”，在近两年侦办的大要案和窝案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形成常态正在全省检察机关推广运用。

　　“大数据”打开反贪“关口”

　　2013年，安徽省检察机关查办了环保系列一批贪污贿赂大案和窝案，涉案人员已超过百人，涉及16个市的环保及相关领域。这也是自2012年10月安徽省检察院反贪局侦查处恢复成立后打的第一个“漂亮战”。

　　然而在2012年下半年刚接到“线索”时，尽管侦查人员发现环保系统从环评、资金、项目、监管等方面都存在权钱交易腐败现象，但一直没有直接的案件线索。

　　当年10月，侦查人员从灵璧县检察院查办的原宿州市萧县环保局局长孙杰受贿一案中，初步掌握了环科院以外的环保案件犯罪特点。办案人员随即又调阅了当地近几年来多起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终结报告，发现了安徽金玉米农业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孙某某、萧县林平纸业公司总经理李某某在这几起案件中均有行贿，且数额巨大。通过从环保厅网站了解到这两家为国控高污染企业，多次受到环保处罚，但一直在生产，这两家企业近几年陆续通过地方环保局争取到数百万元的环保项目补助资金。

　　尽管只是“蛛丝马迹”，这些线索却让侦查人员“兴奋”了。再次通过查询互联网信息，发现在国控企业环保监管和环保项目补助资金方面，省级环保部门的环境监察局和规财处权力极大。综合上述信息，侦查人员大胆判断，孙某某、李某某极有可能给安徽省环保厅环境监察局和规财处有关人员行贿。

　　2012年10月8日，反贪局在灵璧县检察院对孙某某、李某某进行依法讯问，二人很快交代了给环境监察局原副局长魏继伯和规财处原副处长汪国良行贿的犯罪事实。

　　2013年年2月，魏继伯、汪国良二人被立案侦查。通过魏继伯、汪国良案件，省检察院反贪局掌握了83人涉嫌行贿线索，遍及全省16个市，环保系列案件由此打开新的局面。

　　“通过互联网的侦查，虽然有些人没有打过照面，但是对于被侦查对象的性格、社会关系、业务范围，多少有些了解，一旦接触以后，可以顺利打开‘关口’。多年的实战经验，大数据反腐不仅提高了侦查效率，还改变了侦查思维。”安徽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何庆华介绍说。

　　大数据办案挖出大量串案、窝案

　　“两年来，我们一直运用信息化手段，做好信息的收集、梳理、分析工作，形成发现线索→立案→突破→发现新线索的动态基础工作模式”。20多年的反贪工作经历，让何庆华有了更多的思考，“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突破个案，还可以由点到面形成窝案、串案，更有效的保障了我们源源不断的案源，提升了我们自行发现线索、自行查办案件能力。”

　　何庆华举例，汪国良到案后很快交代了其在申报环保项目补助资金过程中收受20余万元的犯罪问题，但随后即辩称已交代完所有问题，讯问一时陷入僵局。鉴于此，办案人员停止审讯，重新梳理前期基础材料，进行深度分析，寻找案件继续推动的突破点。通过查找材料，发现其中散落记录一些企业名称，在这些企业名称后面还记录一些人名。通过比对省环保厅提供的历年环保项目补助资金明细表，发现这些企业均获得过环保项目补助资金，且有的企业多次获得，金额较大。通过整理，汪国良笔记本中记录的企业共有47家，这些企业通过中间人向汪国良打招呼累计获得环保项目补助资金5000余万元。

　　“养猪的企业找不到养猪场，养鹅厂仅有几百只鹅”，通过调查，侦查人员发现这些企业中，有的已经倒闭，有的环保项目形同虚设。汪国良在帮忙为这些企业申报环保项目补助资金中不仅受贿，还可能产生渎职犯罪行为。为此，办案人员迅速调整审讯策略，以47家企业为着力点，进一步深挖汪国良犯罪问题。结果不言而喻，汪国良心理防线很快被摧垮，一举交代其收受10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

　　通过扎实的基础工作，迫使魏继伯、汪国良交代了收受83人贿赂问题。然而，侦查人员并未为该案件画上句号，而是进一步对83名行贿人逐一摸排，以太和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邢某某、芜湖某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某某、郎溪县某钢铁公司董事长池某某等行贿人为重点，从而使环保系列案件得以井喷式爆发，迅速从环保领域延伸至发改委、经信委和质监等部门。

　　仅上述三人就一共交代了向80余名厅、处、科级干部行贿的事实，分布于发改委、经信委、质检局、电力、税务等多家部门。全省检察机关不仅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还查办了一批窝案、串案，更储备了一批案件线索。

　　“大数据”侦查常态化、制度化

　　“一个案件会有诸多的信息，而且每个侦查人员掌握的信息也不同，这些信息之间有没有联系，相互交流后能不能碰撞出新的火花？”何庆华介绍说，在办案中，反贪干警们除了常规的及时交流、分析信息外，还逐步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做法：集中梳理信息和审讯中的会审制度。

　　集中梳理信息主要在立案前和搜查后进行，一般反贪干警会采取利用半天或一天的时间，集中在一起，分别将收集到的信息归纳、讨论，在最短时间内将一个个孤立的信息联系起来，并碰撞出新的火花，为审讯突破提供有力武器。

　　据介绍，在办理安徽省经信委非煤办原主任朱永国案件前，反贪局集中所有谈话组成员，将分别掌握的朱永国个人、家庭、工作、职务变迁等信息，对朱永国可能收钱的行业、企业老板、数额，朱永国的态度、行贿人的态度等等进行充分讨论。最后敲定朱永国收钱的大头在其担任产业处处长期间，利用给各民营钢铁公司核定产能、出具产业证明收受贿赂，

　　“我们虽未发现这方面朱永国涉嫌受贿的明确线索，但应该存在受贿可能”。何庆华介绍，正是基于这次信息集中梳理，确定了对朱永国的审讯方案，干警们也都信心满满。朱永国到案后第一次审讯中就供述收受500余万万元的事实。“对朱永国审讯的结果证明我们的判断是准确的，也证明了集中梳理信息的实效和作用。”

　　会审制度方面。审讯期间，侦查人员坚持每天或每轮的会审制度：一天或一次讯问后，所有谈话人员集中开会，围绕嫌疑人供述的情况进行分析讨论，最终形成下一次的审讯方案。

　　2013年10月，安徽省检察院在黄山办理省交通银行原纪委书记花俊案件时，在一次会审中，侦查人员发现在花俊家扣押的一套上海房产证资料疑点比较大。通过银行查询获知，在购房日期前后花俊及家人银行账上没有如此大额的资金取现或转账。据此，侦查人员确定在下一步审讯中将此房产购买过程作为重点之一。最终花俊最终供述房产中的100万元是向建筑商索要的。

　　“在这两年中，我们逐步从不自觉地收集、分析、应用信息到自觉的应用，并及时总结、提高、推广。”何庆华告诉记者，反贪局在每一起线索立案程序启动之前，办案人员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收集线索的基础信息。

　　政府部门官网上一条不起眼的新闻，或许也能成为反贪的重要线索。据介绍，在办理安徽省电力公司原副总关守仲受贿案之前，侦查人员利用互联网详细搜索出其职务变迁、参加过的会议，从而推断出关守仲的职务变化、业务分管范围，进而为进一步收集线索、后期审讯明确了方向和重点。

　　“我们将职务犯罪侦查比喻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信息引导侦查为新形势下办案探索出一条路子，两年来，我们不仅自己在探索、实践，还带动部分市县院反贪部门一起实践。”何庆华表示。（黄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