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殷鉴尚在 请君三思而行
2014年3月8日人大记者会上，关于中日关系问题的一问一答，耐人寻味。
日本NHK记者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问时称：“在日本有不少民众认为中国是不是利用历史问题作为武器来贬低日本这些年来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中伤日本在国际上的信誉。如果中国作为大国有宽广的胸怀，是不是应该调整对日政策？”
这一问，倒是道出日本有些人、特别是右翼政客的心病。
资料图：2015年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本来2015年应是中日两国共同以史为鉴、共谋面向未来新局面的机遇之年。“大国的宽广胸怀”本应体现在反对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世界共识上，促使两国人民站在同一边，重新思考历史，卸下历史包袱。可是日本有些人的办法确实令人纠结：一是，一碰到历史问题就跳脚，以“利用历史问题作为武器来贬低日本”，总是倒打一耙。二是，一碰到历史问题就“惊愕”。例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月29日举行的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就对美国历史教科书记载南京大屠杀一事表示“惊愕”。三是，一碰到历史问题就“耍赖”。所谓“安倍谈话”，就在极可能地回避“殖民统治”、“侵略”、“道歉”等关键措辞。甚至安倍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还表示，“我想要发表的谈话，(重点)不是要不要使用迄今为止被不断重复的文字，而是安倍政权在迎来70年之际有何思考。”似乎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掩盖了罪行，日本才能走向光明的未来。
为此，王毅部长坦率地回答：“你刚才又提到了历史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中日关系，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一声，究竟原因何在？我想起一位中国的外交老前辈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他认为，加害者越不忘加害于人的责任，受害者才越有可能平复曾经受到的伤害。其实，这句话既是人与人的交往之道，也是对待历史问题的正确态度。日本的当政者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如何，首先请扪心自问，世人也自有公论。70年前，日本输掉了战争。70年后日本不应再输掉良知。是继续背着历史包袱不放，还是与过去一刀两断，最终要由日本自己来选择。”
这一答，针对着日本的“心病”，显出了中国的心诚！
中国人最喜欢的经典是孔子的《论语》，我们从小就背诵。《论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那么就没什么可肯定的了。譬如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如何能行动呢？
民无信不立，国无信怎么立？国而无信，“其何以行之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日本是否认和淡化侵略历史、继续将那笔负资产背下去，还是真诚深刻反省侵略历史、轻装前行？中日关系历史殷鉴尚在，应当“三思而后行”。
第一，作为政治精英，知识分子，要摈弃以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的僵硬思维，超越“一山不容二虎”的狭隘心态。
日本是亚洲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达的，要继续发达，而且欲全方位发达。发展的，正快速发展，而且是大块头崛起。发达，是日本的硬道理。发展，是中国的硬道理。都硬，是真的；都得讲道理，也是真的。两大国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却走在“可持续发展”的同一条轨道上，只能相向而行，不可迎头相撞。如果发达的总想遏制发展的，天下只许我发达，不容人发展，只能自找麻烦，徒增烦恼。如果发展的总是与发达的对着干较劲，闷着头生气，也会引来麻烦，徒增干扰。大家都要摒弃冷战思维，客观理性地看待对方的发展。发达的，要有“包容性增长”的胸怀；发展的，要有坚持和平发展科学发展的定力。地球只有一个，亚洲本应一家，你要发达，我要发展，当然难免竞争。但相互竞争中还要相互合作，善于控制竞争、发展合作，在合作中求发展，在竞争中谋优势。竞争，不是在各种形式的动荡和地缘政治冲突中火中取栗，不是幻想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而狐假虎威，更不是固守冷战思维甚至再打热战而拼死一搏。只能以“和”为贵，争取和谐发展，互利共赢；要致力于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中扩大和深化“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
就日本来说，100多年前是沿着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路线崛起的。福在《脱亚论》中说，“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这样的“脱亚入欧”论，当时是说日本不与中国腐败的清朝政府同伍，虽有一点道理，但也一度催化过帝国主义意识在日本的发育。
今天的日本，若还有人要把中国当作“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那就太轻看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发展态势，太看不清当今的世界潮流了吧？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可再以7%以上的速度增长20年。21世纪是亚洲和太平洋的世纪，2010年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超过45%，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市场，有能力创造和掌握各种先进科技，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日本的有识之士已在呼吁，“要从过去持续了一百五十年的脱亚入欧路线向重视亚洲路的线转变”(日本内阁官房参事松本健一语)，应该以“以邻为伴，以和为贵”的心态，以重建振兴、继续发展的态势重返亚洲。这种理智的声音，在“北京—东京论坛”上不绝于耳。曾培炎先生在开幕会上也指出，中日两国占亚洲经济总量的60%，我们应该更好地把握亚洲的机会，为了中国也为了日本，为了亚洲也为了世界。
13亿人的中国，总要发展。为什么真的会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对他国构成威胁？这不仅因为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更是因为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遭受战乱和贫穷的惨痛经历中深感和平之珍贵、发展之迫切。尤其从现实来看，中国现代化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现代化，中国块头大，难免动静大。13亿人是可以把一切成就缩小的“分母”，也是可以把诸多问题扩大的“分子”。我们必须聚精会神推进现代化，集中精力解决发展和民生问题。即使中国将来强大起来，和平依然是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理由偏离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乃其决定因素和内生动力所决定，是基于自己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基于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基于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的，坚定不移的战略抉择，不是为了说服谁、取悦谁、忽悠谁，当然也不是因为害怕谁。
中国要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之路，也是因应世界大势，遵循客观规律使然。冷战已结束二十年。一部冷战史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可以在不发达国家建立，不可能在不发达国家立足。社会主义不仅以意识形态论优劣，更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论高低。近代大国经济的发展大都涉及到对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需求，其崛起过程中为满足这种需求，往往靠坚船利炮、圈占土地、奴役他人来掠夺，“以霸强国”，自然“国强必霸”。中国的发展必须避免、也不可能再走这条路。中国正走出一条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新的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把发展的基本点放在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和内需拉动上，同时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统一，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不是冷战时期那种与西方世界不共戴天的对手，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世界多极化趋势中，致力于世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扩大和深化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从而为自身争取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社会主义，当然不是与谁冷战的社会主义。
第二，作为普通民众，要多一点文化沟通，文化交流，这有助于政治精英们把心态放平和，多一点登高望远、从长计议的理性权衡和政治互信，少一点浮躁浅薄的感情冲动和形势误判。
中日两国“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五十年对立”，当然应该引以为鉴。正像福田纠夫先生说过的，“只有正视过去，具有该反省的地方反省的勇气和智慧，才有可能期待将来不犯错误”。不忘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历史教训，更好地面向未来、开辟未来。
“两千年友好”，铸就了中日关系的独特优势。两国友好交往历时之久、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属罕见。中日关系的发展与中国同其他西方国家关系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两国文化在渊源上存在很多相同之处，不仅影响到双方的价值理念，也直接推动了中日交流。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源远流长的相互交往、相互师从、相互倾慕的传统。例如，两国的佛教交流史，就是一部受制于政治而又能够超越政治，存于时空又能够飞越时空的历史。这是通过一个共同信仰、薪火相传培育而成的历史，一种伟大精神、一以贯之凝聚而成的历史，一批伟大人物承前启后铸就而成的历史，一些友好组织不懈努力谱写而成的历史。
每逢中日关系遇到困难时，文化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就会站出来，潜移默化持续不断地努力。它坚信：总有同一缕春风同时吹绿大洋彼岸，总有同一域海水不分国界来回流动。
第三，对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这两个方面都还比较好办，因为他们归根结底是有理性、讲道理的。难办的是，两国都可能出些极端分子固执己见，蛮不讲理，挑起事端，制造麻烦，把误解夸大、把隔阂加深、把仇恨煽起、把怒火点燃、把事情搞砸。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警惕和防范极端主义思潮的泛起和危害。
当今世界，容易出极端主义。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流，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却仍然此起彼伏。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西方至上主义的思潮汹涌澎湃，与之相对立、相对抗的思潮也就相伴而来。“恐怖主义”与“单边主义”或“霸权主义”，正是在这种对立和对抗中各执一端。其共同的实质都是要以自我为中心，都要求对方绝对服从自我，我方必取而代之。
当前形势，也容易出极端主义。在全球经济萧条、危机不断引爆的当今背景下，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失业率普遍趋高的背景下，国民心态是最脆弱的时候，民族主义最容易被“极端主义”发动和操控为一种不理性的、短视的群众热潮。而为了获取选票，政治家也容易被极端主义操控甚至绑票，做出非理性的决策，采取不理智的行动，以至擦枪走火，扩大危机，导致局面不可收拾，引发难以预料的灾难。
极端主义是一种偏执的、狭隘的、利己的、排他的、狂妄的、煽动性极强的世界观，其行为的最高发展就是恐怖主义。当今，在世界各地和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它的复活，成长和膨胀。
中日关系当下的主要危险在于“右翼极端主义”分子的挑衅和煽动。我们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和防范。否则，正如日本谚语所说，中日两国就“不是狗咬尾巴，而是尾巴在戏弄狗”！
历史殷鉴尚在，请君三思而行，中日两国当相伴相携，一路走好。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