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商务厅原厅长曹勇忏悔:官商模式家庭滋生腐败

22.06.2016  04:46

 

  曹勇。 资料图

  【编者按】

  有他“罩着”,妻子做生意轻轻松松赚得巨额利润;有他“帮忙”,妻子轻而易举地将一栋别墅卖出高价。经他拍板,国家就损失了15个多亿。

  安徽省商务厅原厅长曹勇被控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日前由安徽省滁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案发后,曹勇写下了一封忏悔书: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却依然重复着别人昨天的故事,受贿这张旧船票让我登上了严重违纪违法的客船,驶向了犯罪的深渊。

  我违纪违法的主要事实集中发生在国投新集和浙江瑞通两个企业对我妻子威钻公司的利益输送上。国投新集通过向威钻公司采购钻头产品输送了1800多万元非法收入。

  浙江瑞通向威钻公司购买绿色港湾别墅输送高出市场价格300万元房款,两家企业共计输送了2100多万元的非法收入,数额之巨大触目惊心。不管我妻子的经营活动我知情多少,不管我又没有直接收受国投新集和浙江瑞通的贿赂,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在党纪国法中规定、界定是清楚的。

  我妻子的违法所得就是我的受贿,我理应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责任、纪律责任、法律责任。我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理想信念动摇、法律纪律观念淡薄让我意识模糊、思想松懈、精神滑坡,利用职权和影响牟取非法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严重违纪违法,让组织失望,让亲人痛心。

  一、收受巨额贿赂,自毁大好前程

  近年来,各级纪委查处的经济类案件中,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特定关系人利用其职权和影响,牟取非法利益,这是一些领导管干部犯错误栽跟头的重要原因。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008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取得了事业和婚姻双丰收。2008年2月,我与妻子登记结婚,2008年4月,我履新任淮南市长。现在看来,2008年也是我灾难的开始。我已经查清的违纪违法的事实看,均发生在市长五年与婚姻五年重合点上。

  国投新集是坐落在淮南的一家央企、上市公司。因我市长的职权和影响,加之我妻子的特殊身份,威钻公司不仅顺利成为国投新集的供应商,而且供货价格还比较高。威钻供公司5年多来在国投新集共实现销售收入1亿多元,利润超5千多万元,其中非法所得达到1800多万元。

  我仔细算了一下,我在淮南工作1782天,国投新集每天都在使用威钻公司钻头,我每天不知不觉受贿1万多元,从而构成我1800多万元的巨额受贿。

  浙江瑞通公司是参与淮南建设的施工企业,替政府修了几条城市道路,工程额达6亿元。瑞通公司老板陈某善于走夫人路线,他时常在合肥与我妻子见面喝茶。2010年底,两人喝茶时,陈某说打算在合肥买一处房产做公司办公用房。随后两人商定将威钻公司绿色港湾别墅卖给瑞通公司,结果出售价格高出市场价格300多万元左右。

  交易后,陈某去淮南就政府欠瑞通公司的工程款一事找过我,我给时任淮南城建投资公司总经理鲍某打电话,请他在年底拨付工程款时予以照顾。这次交易成功,构成了我高达300万元的巨额受贿。

  我的巨额受贿集中于此。表面上看是三家企业的市场交易,属正常交易,实际上因市长的存在,国投新集作为淮南座地企业,瑞通是淮南的施工企业,威钻实际控制人是我妻子,三家企业围绕我市长职权、市长影响、市长光环进行了超出市场规划的交易。国投新集虽是央企,但坐落地方,需要地方支持协调解决的问题很多。尤其是煤矿开采,涉及到市县乡三级政府,涉及到涉矿的每户百姓,涉及到规划、拆迁、征地、安全等方方面面,没有政府的协调是难以想象的。

  有一次,我妻子说,国投新集及刘某对她企业都很照顾,是否对刘某表示一下感谢。我说不用了,我作为市长也为他们公司协调解决了不少事情。作为丈夫,我也不能脱俗,国投新集的事,能办的还是尽力办尽快办的。浙江瑞通作为一家外来企业,更需要一棵大树来遮风挡雨。

  急于寻找保护伞的陈某终于从绿色港湾中打开了缺口,从而与市长家庭形成了利益链条。实现利益他可以借助我尽快收回工程款,潜在利益在淮南他可以谋取更大发展获取更多利益。这两起巨额受贿,让我深刻认识到既没有管好自己,也没有管好家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教训极其深刻,贪欲自毁前程。

  二、官商模式家庭,滋生腐败温床

  我与妻子2008年2月重新组织家庭,“无心插柳”形成官商模式家庭。这种“一家两制”的官商家庭本以为是最佳模式,是一条通往既富又贵的最佳路径。这种家庭组合,我挺直腰杆做官,拒金钱于千里之外;她依法经商办企业,为家庭积累财富。可谓富贵兼得,名利双收。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是多么幼稚、多么荒唐。

  在官商家庭中,我扮演了丈夫和市长的双重角色。每当看到妻子疲惫的身影和疲倦的面容,我作为丈夫感到心痛。每当听到妻子经营公司出现问题,我作为市长就有出面的冲动。这种双重身份,让我的感情和理智经常发生碰撞,一会感情占上风,一会理智占上风。对待妻子经商办企业,作为市长,我总体是理性的。但是作为丈夫仍犯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错。

  在国投新集和浙江瑞通两起受贿案中,无论是作为市长的丈夫,还是作为丈夫的市长,在婚姻、在官商家庭面前我做出了艰难的选择。我知道,我的一句话、一个招呼比她跑上一百趟效果还好,举手之劳又何必让她如此辛苦。在家庭中,她经营收益我和家人也都是有所享用的。她装修豪华的恒大华府我居住其中;她公司购买的高档轿车我也经常乘坐;她拿出100万元资金帮助儿子创业;她花50多万元在舒城县城买一套商品房让我的父母居有定所。

  实际上,我妻子公司作为国投公司的供应商,在我就任淮南市长时就应中止合同,退出市场。我的到任,形成了她在我任职地经商办企业的事实,违反了中央《廉政准则》“五十二个不准”的规定要求。我却掩耳盗铃,认为是央企,不属于我管辖。其实央企在地方,与地方藕断丝连,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很难发展的。我不但未让其退出,反而还为她公司参与国投新集新一轮招投标打招呼。

  浙江瑞通与威钻公司的房产交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这与我及妻子认识上模糊有很大关系。明知道不该发生的事情,却没有制止,形成了异常交易的事实。交易后,我还为瑞通公司就淮南政府欠其工程款进行协调,让市城投公司在年底拨付工程款时予以照顾。这不仅默认了此次交易,反而让瑞通老板陈某,体会到交易成功的喜悦。两个企业,两次招呼,造成了今天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我的错误与官商家庭密不可分,我的违纪违法与认识模糊关系密切。

  官商模式的家庭,在权力与金钱极易产生交易的今天,在党风、政风、社风、家风好转仍需时日、反腐倡廉任重道远的形势下,从制度设计上杜绝增量、解决存量尤为重要。尽管中央对领导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有具体规定。但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我国极易产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官商模式的家庭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三、理想信念动摇,清廉底线不保

  十三周年厅(市)官路,我有些飘飘然。认为自己受党教育培养重用多年,经历、阅历、能力都不错。没有太多“本领不够、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感觉。加之现学现卖、现烧现卖、临时抱佛脚的水平比较高,总能在工作中屡屡过关。凭一点小聪明,往往拍脑袋办事。

  我一直在反问自己,为什么理想信念动摇?关键时刻甚至把理想信念抛之脑后?究其原因,还是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不够,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不够,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不够,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想不够。

  工作交往中,特别是在淮南工作期间,数次收受烟、酒、茶叶、衣服、手机等物品;多次收受购物卡、加油卡等有价证劵;父亲病重,安排去上海手术后又去淮南武警修养。当时主要考虑术后临近冬天,父母居住的公房破旧,天气寒冷,不利于病人的恢复,同时我住在武警,早晚也好有个照料。

  父亲在淮休养期间,个别领导前来看望,送来少量慰问金及补品,慰问金没有退回,也没有上交;怀着对儿子的愧疚,为其经商办企业打招呼。儿子合肥的企业在淮南开了一个门面,销售富光杯,我不仅没有制止,反而直接或间接帮助给中化三建、中石化安徽分公司等单位打招呼,从中获取不当利益。

  法治国家呼唤法治政府,法治政府需要树立法治思维。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的“三拍”干部已经入历史博物馆,我一直在问自己,“时间都去哪儿了?”天天以工作忙、应酬多为由,给不学法、不用法找借口。对法律知之不多,知之甚少,忙应付,用什么学什么,学习不系统、不全面、不深入。没有牢固增强法制意识,树立法治思维,结果导致市长任上在重大决策、招商引资中还是出现了不少失误,有的甚至比较严重。如果我作为市长带头学法、用法、守法,就会尽量避免决策失误,更不会出现清廉底线不保现象。

  四、愧对党和人民,走上不归之路

  《忏悔》歌有一段歌词这样写道:“我的灵魂有罪,我的伤口有泪,我恨我自己无法面对,我身心疲惫心力交瘁,失去后才发现珍贵......”我深知自己处在“去不了的是远方,回不了的是故乡”的窘境,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真切感到愧对党,愧对人民,愧对父老乡亲,愧对亲人。

  愧对党的教育培养。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跳出农门走进大学校门,得益于党的高考制度恢复;从大学校门跨入工厂大门,得益于党的大学生分配政策;从工厂门到机关门,得益于党的公开选拔干部制度。

  2002年2月,37岁的我任淮北市副市长,39岁任淮北市委常委、秘书长,40岁任省政府副秘书长,43岁任淮南市长,49岁任省商务厅长。13年厅(市)官路,经历5个岗位,每个岗位都体现培养与重用。每个岗位上的我,都是省同期最年轻的干部之一。

  13年间,我经历了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学历教育,经历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浦东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的专门培训。特别是去年上半年参加的中央党校中青一班4个半月的学习,是作为省部后备干部培养的。党对我的教育培养是无微不至的,是付出很大代价的。我却不思感恩、不去珍惜,给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感到十分痛心和自责。

  愧对淮南人民的重托。2008年4月,我怀着一腔热血。满腔热忱奔赴淮南,准备在淮南大地上施展抱负和才华。党组织赋予我的重要岗位,我十分珍惜、加倍呵护。5年市长路,我曾以“市长难当、市长难得、市长难忘”为题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上发表文章袒露心声。5年间,我为淮南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与淮南人民的重托还相差甚远。他们对我的呵护我记忆犹新,他们对我的褒奖我时刻铭记,他们对我的包容我历历在目。我却辜负了他们。市长5年,是我巨额受贿的5年,是我违纪违法的5年。我让淮南人民失望了,真诚地道一声“对不起”。

  愧对父亲的期待。我是从六安舒城走出来的孩子,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舒城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总关情。那里有我儿时的伙伴、童年的梦想,那里有我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那里有我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我的每一点进步他们都十分关注,我的每一次重用他们都十分高兴。尽管我不能给予他们什么,也不能给他们帮什么忙,但他们就是这样的淳朴,就是这么执着。在他们眼里,我是从他们那里走出来的大干部,我是他们的骄傲。今天我要告诉我的父老乡亲,对不起,我给你们丢脸了。

  愧对亲人的嘱咐。我是家里的长子,父母既对我严格要求又十分疼爱。17岁我考上大学,记得去六安上学每次都要过我家村庄后边舒城与六安的界河——丰乐河。几年中,我数次回来,母亲总是坚持背我过河。冬天河水寒冷刺骨,每次看到母亲冻得红红的腿脚,我的眼睛已模糊,我的心在颤抖。多年来他们只有付出,即便我当了市长,他们仍居住在镇上破旧的公房里。从不给我添任何麻烦,也怕别人给我找麻烦。别人通过他们找我办事,他们都是婉言谢绝。每次见面,总要教育一番、叮嘱一番。因为工作忙很少回去,他们总是坐在电视机旁看安徽新闻,期盼偶尔在电视上看到我的身影。

  现在二老都已年逾古稀,父亲大病初愈。听到我出事的消息,肯定是如晴天霹雳痛不欲生,一定是茶饭不思以泪洗面。我对儿子一直心存愧疚,如今他已结婚生子,本想自己创业却遭如此重创,孩子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现在我让家人背贪官骂名的耻辱,并将长期受到痛苦煎熬和精神折磨。这是我余生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的。这里,我要对父母道一声:孩儿不孝,期盼你们坚强的活着,等儿子回来的消息,再来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

  妻子因我涉案在身,她与我结合7年,5年多两地,在一起时间很短,可她无怨无悔,独自一人承担起家庭重担。她心地善良,多年经商办企业,也做了在金寨捐80万元建两所希望小学等不少公益和慈善事情。如今,我80多岁岳母病重,需要她的陪护。远在国外上高中的小儿子需要她的照料。我的整个家庭需要她去支撑。这里,我恳请组织能给我涉案的妻子予以宽大。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深深地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亲人。我只能以余生的积极作为向党赎罪、向人民赎罪、向亲人赎罪。人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还会赤条条地个世界。生活中常常会挥一挥衣袖,最终不会带走一片云彩。

  人性的弱点和贪婪让我跨越底线、超越红线,去谋取不属于自己的非法利益。“给欲望一个容器”,把无限的欲望装起来,一旦潘多拉魔盒打开,就会越发不可收拾。试想,我作为领导干部,一天三餐饭,一夜一张床,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有人说给子孙。其实儿孙自有儿孙福。如果儿孙成大器,给他们钱有什么用?如果儿孙不成器,给他们钱又有什么用?金钱多了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数字,已毫无意义。到头来,让自己深陷囹圄,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我的案例,期望能给人以警示和启示,即“敬畏党纪、敬畏国法”,“敬畏人民、敬畏权力”,“敬畏生命、敬畏自由”。

责编:胡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