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身份焦虑
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小农是如此地不被人待见，总是与否定语义词语标签式地相连：“愚昧”、“落后”、“保守”、“僵化”，其命运也总是被归结为“没落”而“衰亡”。
在农民研究中，小农被理解成了“对发展的阻挠”，工业化这条“摆脱落后的大道”上的障碍。（参见扬•杜威•范德普勒格《新小农阶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文化被这样解读：“1、人际关系中的相互不信任；2、认为财富是有限的；3、对政府的权威又依赖又敌视；4、家庭主义；5、缺乏革新精神；6宿命论；7、有限的志向；8、不能延迟满足；9、地方局限的世界观；10、移情能力低。”（埃弗里特•M•罗吉斯，拉伯尔•J•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作者补充说：“这个一般的写照是从对农民的各种描述中综合而成的。这些农民有拉丁美洲农民、阿拉伯农民、俄国农民、非洲农民、意大利农民以及西班牙农民等等。”可见，这样一个农民的（几乎都是负面的）概括是带有普遍性的，不是针对一国农民的认识。
这种基于工业化、现代化语境下的农民观，影响着社会对农民和农村生活的认知、农业生产的地位、农村发展的路径等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社会，更是一切以城市或农民身份为分界线，划分出截然不同的城市空间和农村空间，并且将二者对立起来、分割成城市和市民、农村和农民。
于是乎，社会在描述、解释、分析和探讨相关农民的问题时，就在预设的农村框架下进行展开：农民工，农民列车（返乡列车），民工子弟学校，农民工就业市场等等，不管涉及什么领域，只要是“涉农”的，一律摆脱不了“农民”的身份标识。于此对应的，则是另一个迥异的城市社会空间，是“职工”、“列车”、“学校”、“就业市场”等。
然而，“农民”身份下的这个群体果真只有这一种身份吗？！
农民的“唯一身份幻象”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将自己看作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我们同时归属于它们。一个人的公民身份、居住地、籍贯、性别、阶级、政治立场、职业、工作状况、饮食习惯、所爱好的运动、音乐鉴赏水平、对社会事业的投入，等等，使我们归属于各个不同群体。每个人同时属于这许多个群体，而其中任何一种归属都赋予他一种具体的身份。没有一种能够被视为该人唯一的身份，或者一种单一的成员划分。”（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这样解释道：“同一个人可以毫不矛盾地既是美国公民，又是来自加勒比地区，还可以拥有非洲血统；此外，还可以是一名基督徒、自由主义者、女性、小说家、女权主义者、异性恋者、一个主张同性恋者有权利自行其是的人、戏剧爱好者、环保积极分子、网球迷、爵士乐弹奏家；而且坚信外层空间也有智慧生物存在，并迫切渴望与他们交流（最好是用英语）。上述的每一个群体——她同时属于这些群体——都给予她一种特殊的身份。没有一种能够算得上是该人唯一的或单一的成员资格或身份。既然我们不可避免地拥有多重身份，在每一情况下，我们必须确定，各种不同的身份对于我们的相对重要性。”
由此可见，“农民”这个身份，只是一个被称作“农民”的人拥有众多社会身份之一种，却绝不是唯一的一种身份，更不是永远不变的身份！
“农民”这个社会群体中的每个人同时归属于各个不同群体。而其中任何一种归属都赋予他一种具体的身份。其同时还可以以“居住地、籍贯、性别、阶级、政治立场、职业、工作状况、饮食习惯、所爱好的运动、音乐鉴赏水平、对社会事业的投入”等归属于这些群体。但是，“没有一种能够算得上是该人唯一的或单一的成员资格或身份”。既然一个“农民”不可避免地拥有多重身份，那么，各种不同的身份对于“农民”都有同样“相对重要性”，不能以“唯一身份”来做单一性划分。
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往往是根据某种“单一而又涵括一切的标准”来将世界上所有的人加以分类，诸如按照宗教、社群、文化、民族或者文明划分，并把其相关维度看作是唯一起作用的。这种将个人多重身份单一化、为个人贴上唯一身份标签的对人的认知维度，阿马蒂亚•森称之为“单一性幻象”（the illusion of singularity），或“唯一身份幻象”（the illusion of unique identity）。
“农民”身份的检讨
这种“唯一身份幻象”带来的惩罚便是“共享的人性”的漠视。
“一旦世界上的种种区别被整合简化成某一单维度的、具有支配性的分类体系——诸如按照宗教、社群、文化、民族或者文明划分并在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按照这种方法把其相关维度看作是唯一起作用的，那么我们所共享的人性便受到了粗暴的挑战。这样一个单一划分的世界比我们所实际生活其中的多重而有差异的世界更具分裂性。”（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当“农民”这个“唯一身份”标签贴到农民身上时，农民的身份的多重属性得不到充分认识，农民被单一化地置于“农民”这一特殊类别之中，如阿马蒂亚•森所言：被填塞进一个个“小盒子”之中，并作为成见接受下来。这些狭窄的盒子阻隔了其通往世界所拥有的无限可能。
农民身份的禁锢，使“农民”身份下的群体俨然成为一个孤立于现代化社会的一个“穷乡僻壤”，那里充斥着“愚昧”、“落后”、“保守”、“僵化”等。由此导致农业生产被轻视而日渐衰落，农产品生产流通自主权丧失，农村生活方式遭到摒弃，农村土地和环境被肆无忌惮地侵占和破坏，农民生活持久得不到改善提高、与城市分化愈来愈严重等等。
社会对于“农民”身份的认知程度的强化，使得“农民”想要说服社会不以一种身份单一性地划分并非易事。如阿马蒂亚•森所说，在南非实施种族隔离的时期，一个有色人无法坚持要求他人把她单纯地视为一个人，而不管她的肤色如何。她可能无法避免地被划入国家和社会的统治者为她准备好的某个类别中。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自身，在别人眼里，我们在维护个人身份方面的自由可能是极有限的。
联系现实在城市市民眼里的“农民工”及其子弟的生活状态，就会不难理解“农民”在身份选择方面的不自由。社会规定下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尽管可能在一个城市里为这个城市发展建设出力，却依然因其“农民工”的身份而在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教育机会等方面不能与其他人享受同等福利待遇。
现今社会一直在以缩小城乡差别为己任，然而事实未见好转，也许还要从基于工业化、现代化的思维定势形成的“农村观”、“农民观”去寻找一下问题所在，更要在强调“共享的人性”的理念下重新审视“农民”身份的“单一”、“唯一”框定。
诚如阿马蒂亚•森呼吁：“在当代，实现世界和谐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人类身份多重性的更为清晰的把握，以及充分认识到，人们的这种多重身份是纷繁复杂的，并且坚决反对将人们按某一单一的、鲜明的界限来进行划分。”（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打开禁锢在农民身上的“农民”盒子，还原其自由丰富的世界！
（ 来源：安徽农网 作者：文孟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