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安徽优秀传统文化 培厚政治生态文化土壤

　　【编者按】 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为激浊扬清，弘扬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优秀政治文化，近日，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院、省社科联组织省内部分专家学者，围绕“安徽传统文化与政治文化”座谈研讨。 6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发言，现摘要刊发。

　 　加强对安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整理与研究

　　省政协副主席 李修松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发展的文化土壤，其中的优秀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内在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安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曾涌现出老子、管子、朱熹等大思想家，曹操、朱元璋等政治家，包拯等著名清官，张英、张廷玉父子等名宦，以及新安理学、桐城文派等影响巨大的学术流派，安徽传统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政治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博大精深，许多思想理念与治理之道能够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的启示，是政治文化建设丰富的宝库。如老子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就是教育人们尤其是统治者要按规律办事、不乱作为，从而能做好任何事情。老子的“大道至简”思想，教育人们要善于抓住本质、提纲挈领、执简驭繁、注重实效。老子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思想，不仅体现辩证思维，而且也是“民本”思想的重要来源和依据。又如，在治理之道上，有管子的“以民为本、张扬四维(礼义廉耻)、藏富于民”等，曹操的“唯才是举、严明法治、以俭率人”等，朱元璋的“惩治贪官、轻徭薄赋、再兴科举”等，包拯的“勤政爱民、执法严峻、严以治家”等，朱熹的“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王道以得民心为本”等。再如，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政治修为高深。张英著有《聪训斋语》，告诫子孙“务本力田，随分知足”“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张廷玉著有《澄怀园语》，强调“为人要善良，不可生恶念”“为官清廉乃分内之事”等。新安理学、桐城文派这两大学术流派的学术成果及其体现的思想理念，不仅包含较为丰富的政治文化内容，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其群体人物乃至徽州、桐城地区从政者的思想言行，这两个地区当时从政者大多能律己尽职，贪腐倾堕者罕见。

　　当然，安徽传统文化中也确有一些诸如追求金钱美色、拉帮结派、内耗、贪腐等劣质成分，但这显然不是主流。至于当今社会出现的一些贪腐案件如陈、杨、周案，有传统劣质文化影响的因素，但不能简单归咎于传统文化。他们作为高级领导干部，无视党纪国法，放纵一己私欲，失去信仰，丧失意志，三观尽毁，贪污腐败。这与传统政治文化所倡导的修身立德、以民为本、尽忠守职、率先垂范、严以治家等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为此，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抓紧整理、研究安徽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为营建当代政治文化筑牢根基。在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开展分系列、分专题研究，既研究体系与内容，又研究传承与创新。第二，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用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提升广大干群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自觉抵御一切庸俗腐朽文化的侵蚀。第三，加强相关制度建设，用制度约束干部行为，促使他们积极向上、努力进取，做党和人民的好干部。

　　 徽州仕宦文化与政治文化建设

　　安徽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王世华

　　徽州文化中蕴藏着丰富而宝贵的政治文化资源，整理和研究这份遗产，对于我们加强政治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上几次中原大移民给徽州带来中原儒家文化，使一向“鲜知礼节”的古徽州开始由“尚武”转向“尚文”，风俗日益趋向文雅。入宋以后，出现“名臣辈出”局面，两宋期间徽州出了783名进士，明清时期出了1303名进士。 《新安文献志》记载了141位名宦事略，他们或高风亮节，或政绩显著，或学问渊博，代表了徽州仕宦的群体形象。

　　明清时期，徽商兴起，对教育也高度重视，徽州仕宦更多。由于经济繁荣，社会风气趋向奢靡，人们面对的诱惑也越来越大，但徽州官员总体上经受住了考验， “出为廉吏者什七”，大多清廉自律、洁身自爱。如歙县吴苑，清康熙年间擢为国子监祭酒，国子监旧有潜规则：国子监生初入监要缴“到监之费”，毕业要缴“出咨之费”。吴苑知道后说：“师道也，而以市道交可乎？ ”因此将这些潜规则“尽涤除之”。王茂荫曾任户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但他不住官邸，不带家眷，长期住在徽州会馆里。在这些人的头脑里，做官不是为了发财，而是忠君报国，虽官居高位，却两袖清风。如明代歙县程琯“世世为廉吏”，死时“至不能买山葬，葬县郊义冢地”。明代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许国，死后“室无余藏”。除廉洁自律外，明清徽州仕宦还具有“骨鲠棱棱，奋不顾身”的刚正不阿品质。那些出任地方官的徽州人，也能勤政爱民、造福一方。所有这些表现，都反映了一种文化——徽州仕宦文化。

　　为什么徽州官员能够形成这样的仕宦文化？首先，是程朱理学的长期熏陶。儒家文化对徽州影响很大，尤其是程朱理学在徽州深入人心。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所有过分的欲望都要消灭，这成了他们的信条。这样就使他们树立了儒家所倡导的价值观、义利观、理欲观。面对各种诱惑尤其是钱财的诱惑，他们往往能把持得住。这就是心中有信仰、行为有底线、凡事有规矩。其次，是优良家风的世代影响。徽州是宗族社会，宗族制度十分牢固，族规家法很严，如《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家规八十条》就对子孙如何做官提出了严格要求：“子孙有发达登仕籍者，须体祖宗培植之意，效力朝廷，为良臣，为忠臣，身后配享先祖之祭。有以贪墨闻者，于谱上削除其名。 ”谱上除名，就等于开除族籍。族规家法对个人成长影响很大。再次，是“立品为先”的教育结果。徽州人重教，重教又以“立品为先”。如绩溪商人章策训勉已是诸生的儿子“尤以立品为先，词章为末，务崇实学，勿鹜虚名”，清代黟县商人胡作霖教其子“非关因果方为善，不为科名始读书”。可见，徽州人极其重视子弟的品德教育，这为他们将来清廉为官打下了人生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