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的世纪往事——纪念丁光训主教诞辰一百周年
05.11.2015 01:29
本文来源: 民族宗教局
今年是丁光训主教逝世第四年，也是其诞辰百年。（资料图） 高峰是丁光训主教众多学生中的一位。1984年，他进入金陵协和神学院学习，常常能听到丁主教的讲座。2010年，高峰接替丁光训主教，成为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现在，他还是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
金秋十月的金陵城，丹桂飘香。坐落在江宁区的金陵协和神学院也不例外。我们在这里见到刚刚结束会议的高峰。9月22日，纪念丁光训主教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高峰也参加了座谈会。回想与丁老二十多年的点滴往事，高峰感慨万千，他用近三个小时向我们讲述了丁光训主教爱国爱教的一生。
不得不提的“三自”、“三好”
1949年鼎新之际，虽然中国宣布“一边倒”，但中国教会对外通道尚未断绝。在当时，中国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及其设立的学校、医院，均以国外资金、尤其是美国资金为主而支持运转。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彻底交恶，美国政府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国内的财产。不久，中国亦宣布管制美国在华一切财产。至此，前述学校、医院、福利设施、教会的外援彻底断绝。基督教“三自”运动，即始于此政治、经济背景下。
其实，最早把“三自”结合起来，将其作为传教目标的人，是英国圣公会的亨利•樊，时间可以追溯到1850年。他认为，“传教士努力的方向应当是使他们自己成为不必要的人”，地方基督教会应该独立，不必依靠所谓“母会”。
中国也曾兴起一批独立教会，强调由中国人领导，由中国信徒自己维持。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就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但在现实中，由于战乱和贫弱，1949年以前的中国“三自”，进展并不迅速。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三自宣言》全文和首批签名拥护者1527人的名单。 1950年1月，吴耀宗提出去掉以前教会中所有的腐败的东西，实行基督教的“自立、自养”，得到中国教会领袖的拥护和响应。当年4月，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涂羽卿等基督教知名人士组团访问各地教会，随后与京津部分教会人员谒见周恩来。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三次长谈，指出，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
7月28日，吴耀宗等40名中国基督教各教派领袖联名发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提出中国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的主张和倡议。这一倡议得到广大爱国教徒的热烈响应，9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整版篇幅全文刊登了《三自宣言》和全国1527位基督教教会及团体人士的签名。
就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的同时，丁光训在瑞士日内瓦担任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干事。据高峰讲述，丁光训当时在国外做的很成功，不光语言好，个人形象也很好，情商很高。在回国前，丁光训也不断被人传递负面信息，如“你作为宗教界的人，回国肯定没有好结果。”1951年底，丁光训不顾多方阻拦，毅然放弃海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携夫人和儿子回到国内。
1954年7月，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下称三自委员会）成立，吴耀宗任主席，丁光训为常务委员。三自委员会的成立，使中国基督教真正成为我国基督教徒自办的事业。
在丁光训看来，三自爱国运动是对爱国与爱教相统一的生动诠释。就其民族性而言，它丰富了爱国主义的内容，是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基督教领域的生动体现；就其教会性而言，它是圣经原则与教会传统在中国特定环境中办好教会的成功实践。 位于上海市九江路的基督教全国“两会” 1980年，丁光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提出了“三自成就巨大”、“三自任务未了”的正确论断，提出中国基督教要从“三自”到“三好”（自治要治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在理论上丰富“三自”原则的神学内涵，在实践上坚持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致力于把“三自”落实到“三好”，将老一辈基督教爱国领袖开创的“三自”爱国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中国教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他的主导推动下，中国基督教的教务性机构——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丁光训亲任会长。至此，基督教“两会”体制建成，为推动中国基督教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院长的长者之风
1952年，华东12所神学院校联合成立金陵协和神学院，风华正茂的丁光训奉命担任这所非比寻常、超宗派和超学派的神学院院长。这一担任就是半个多世纪，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教育事业。
当时，基督教内各宗派林立——这实际上是国际各宗派先后进入中国宣教后，自然形成的格局。上述12所神学院及圣经学校，也分属不同的宗派。丁光训回国后担任广学会总干事，没有在任何神学院任教，因而由他出任院长，是各派都能接受的人选。
大致说来，当时中国基督教界已分现代(自由)、保守(基要)两大阵营，对神学教学、圣经的各种教义理解差异颇大，并因此造成生活习惯的差异。有学生受灵恩派影响，每次祷告的时候会大哭。又如圣约翰大学内的圣公会中央神学院，据当时的学生，后来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回忆，该学院强调学生需注重灵性追求，甚至提出要有修道院的遗风，学生只能穿蓝、黑两色的衣服；每学期要有一天“静修日”；除非必须，一天要求不说话……
如何让大家和睦同居、合作教学，的确是一件让人作难的事。高峰告诉我们，丁光训“用了很多办法协调不同宗派之间的矛盾”。他提出了“信仰上彼此尊重、教学上分类授课”的原则，不但解决了金陵神学院的难题，也成为日后办好教会、促进联合团结的楷模。
“当时圣经课和神学课，课程号上有‘.1’和‘.2’。前者是基要派老师上课，后者是现代派老师授课，学生可以自由选课，不交叉。” 现已90多高龄的爱德基金会董事、原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陈泽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丁院长本人的神学理念和我一样，是现代派的。但他很智慧，强调团结。”
回忆起丁光训主教给自己做讲座时的情景，高峰说：“丁老并没有给我们专门开课，但常常做讲座。他为人谦逊真诚、非常具有亲和力，思想很开明，总能把一些高深的神学理论变成很容易理解的道理，说给大家听。”
“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未能记住他所有的教诲。但其中有几次的教诲，我终生难忘。”谈到丁光训的教诲，高峰至今难忘。“在我当了会长后，才深刻领会到他当年说的话。”
“丁主教做院长时就特别告诉学生要爱国。有一次早祷他说，一个基督徒更应该是一个好公民，圣经上其实很多地方教导我们，让基督徒、让上帝的儿女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诗篇’中旧约时代的先知，没有一个不爱自己的民族、不爱自己的国家。像以赛亚、耶利米这样的先知，因为自己国家、民族的衰亡，整夜整夜地哀哭。”
“有一次他还对我们学生说，我们所信仰的主耶稣本身就是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当他预见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耶路撒冷圣城将来要被毁坏，被外敌入侵的时候，为耶路撒冷哀哭。所以我们所信仰的主耶稣，都是这么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为什么不能这样？”
他经常对学生说：“我们学习的目的，是要把自己培养成对中国有用的公民，对中国教会有用的信徒，是为了把中国的教会建设得更理想、更美好。”
为民族的落后和蒙受的耻辱而忧伤，为祖国人民的解放和成就而欢乐，这两种爱国情感，在《诗经》137篇和126篇中都有所体现。 金陵协和神学院新校区 几十年来，在丁光训的影响下，金陵协和神学院培养了一大批爱国爱教的基督徒。如今全国、省、市、县各级基督教“两会”中，大部分主任牧师都是从金陵毕业的。
丁光训保持着一个院长的长者之风。曾有一名学生并不接受丁主教的神学思想。丁却在家请他吃饭、交流。那位学生记得，饭后丁光训送他出门，走出老远，他还看到院长在路灯下挥手作别。这位学生毕业后，未进入三自教会。但在丁光训故世后，他仍赶来参加遗体告别。
从未提出过“因爱称义”
邓福村牧师做了丁光训六十年的学生，曾任中国基督教“两会”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据他讲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很多人对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冥思苦想的时候，丁光训主教就提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主要是思想的事情，对基督教就是神学思想的适应。
而一位年轻的牧师拒绝为1998年华东水灾捐助的行为，引起了丁光训的思考，“如果只强调信的上天堂，不信的下地狱，那么像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好人也要下地狱吗？”他敏锐地觉察到神学思想中某些落后保守的观念严重地影响中国基督教跟随时代进步的问题。
1998年，在济南举行的中国基督教“两会”全体委员会上，丁光训做了重要演讲，题目是上帝对人的启示是渐进的，人对上帝启示的认识也是渐进的。这个演讲推动了中国教会加强神学思想建设。 丁光训从未提出过“因爱称义” 丁光训较早提出基督教中国化的思想。指出，中国化对于中国教会来说是一个事关存亡的大问题，几十年来，中国基督教不遗余力地努力，就是要“使中国教会中国化”。中国基督教走三自爱国道路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三自就是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主张发展基督教的中国特点，中国教会必须获得一个中国的“自我”，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属于基督又属于中国的教会。
因高举爱，丁光训提出淡化“因信称义”。据熟悉丁光训思想的学者、学生说，这是他努力将基督教中国化的良苦用心。因为高举“爱”，能让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摩擦最小，融入最为可能。
但是，时至今日，仍有保守派批评丁光训，只提“爱国爱教”独独不“爱神”。
“什么是神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属性？是他的爱，在基督身上看到的那种爱，在痛苦和十字架面前也不回头的那种爱，使他为他的朋友舍命的那种爱。”
丁光训提出了“宇宙的基督”观，作为“上帝就是爱”的延伸，把宇宙的创造、维护、救赎、圣化到终极的完成，都作为上帝藉着基督工作的全过程，对当前中国教会存在的重救赎而轻创造的倾向起到了提醒和纠偏的作用。
由于一些国外反华势力支持的教会团体故意挑拨、离间与“三自”的关系，从而使这种神学思想难以推广。甚至有人给丁光训盖上了一顶“因爱称义”的帽子，攻击他是“自由派”、“不信派”等等。
对此，高峰很是坚定：“丁主教从未提出过‘因爱称义’。”
“曾经有许多人给丁主教写信，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向世界宣布中国教会摆脱‘因信称义’，要‘因爱称义’。丁主教没有提倡‘因爱称义’，劝他们不要用‘因爱称义’来代替‘因信称义’。”
“中国基督教在‘因信称义’问题上不妨像世界许多教会那样，淡化一点，不要把天堂地狱与信与不信挂钩太紧。”高峰说，这是丁主教的希望。
神学的进步不是创立一个全新的神学体系，而是以新的视野对一些基本的、传统的神学问题作出符合自己时代水平的深入思考。丁主教的神学思想正是这样的。他提出了别人没有想到或别人想到却没有勇气提出的神学问题，不怕别人的误会和攻击，力求为中国教会摸索出一条新路来。吴耀宗先生说过一句话：“所谓伟大的人，就是一个能够说别人愿意说而不能说、不敢说的话，能够作别人愿意作而不能作、不敢作的事的人”。
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王艾明牧师曾撰文怀念丁光训院长。他在文中指出：
“1998年秋季，丁主教倡导‘神学思想建设’，他特别希望在神学教育中将正确的圣经观及教会对中国人民的基本责任等用神学的语汇加以理解和诠释。他深知，要真正实现这一远大目标需要做很多的努力，其中之一就是知识学的积累。于是，他鼓励我们与普通高校的学生们往来，也欢迎学者们研究基督教，翻译和撰写基督教神学著作。他希望我们在神学教育中，能够以高素质的师资培养合格的神学生，使得他们能够扩大视野和知识面，成为受人尊重的好公民，而我们所坚持的独立自主、爱国爱教和三自原则因我们高质量的神学教育而成为海内外信徒都能理解和认同的中国教会独特的见证。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丁主教作为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留下的遗愿和期望。”
爱之践行
丁光训不但爱国爱教，也是一位时刻关怀社会的社会活动家、慈善者。他一直主张基督教要讲伦理道德，倡导基督徒要服务社会、造福人群。 1985年，丁光训（中）在港出席爱德基金会记者招待会。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百废待兴，年过七旬的丁光训在思索中国基督徒参与社会发展的新途径。1985年3月，丁光训与韩文藻博士等人在香港九龙的一家酒店召开发布会，宣布爱德基金成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成立的一家非营利组织，同时也是第一家有宗教背景的民间公益组织。
1991年，我国才首次明确提出，要鼓励和支持宗教团体办好以自养为目的的生产、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足见当年丁光训成立爱德基金会的勇气和远见。
陈泽民牧师回忆：“丁主教经常对我说，上帝是爱。这份爱，需要行动来表现，要把它表现在事业上，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想爱德基金会就是在这样的信念下建立起来的。”
从1985年到2015年，在丁光训的领导下，爱德基金会走过了不同寻常的路程。从两三个人，一张桌子，一个外教项目，发展到一百多人，项目遍布全国33个省、市、自治区，工作领域从教育逐步扩展到医疗卫生、社会福利、防盲特教、农村扶贫与综合发展、生态保护、妇女发展等多个方面八大类数十种公益项目，爱德经历了飞跃式的发展，也逐渐成长为一个专业化、规范化的社会发展机构。 2007年，爱德第四届中国基督教艺术作品展上丁光训主教会见外国友人。中间为丘仲辉。 现任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在丁光训主教身边工作多年。丁老曾多次与他交流，反复强调，“爱德的发展离不开对先进性、创新性的追求。”他认为这才是一个民间公益机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随着爱德慈佑院、爱德面包坊、爱德儿童发展中心等一系列社会服务实体的先后成立，爱德逐渐扎根社区，开始努力为残障人群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和发展空间。丘仲辉至今还记得，当白发苍苍的丁老第一次品尝到残障孩子生产的甜点时，他露出了醉心的笑容，这一刻，小小的饼干仿佛成了他最好的礼物。
“爱，永不止息！”
11月7日，爱德基金会将迎来成立三十周年的庆典。丘仲辉说，他准备在日内瓦建办公室，逐步将爱德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机构。“那里是丁老工作过的地方，也算是对丁老的一个告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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