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区”决定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国际地位——专访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
“《服务贸易“十三五”规划》具有较强的前瞻性，符合中国经济和全球经贸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在接受《服务外包》杂志记者专访时表示。
作为长期关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学者，周密表示，《规划》提出打造北京、上海、广东等三个服务贸易核心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个服务贸易集聚圈，东部沿海、沿长江经济带和西北等“两横一纵”服务贸易辐射带，与我国“十三五”区域发展部署相契合，有利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与其他发展政策形成合力。
“三个核心区的建设水平，将在“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决定着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国际地位。”周密说。
在周密看来，中国服务贸易的长期逆差主要来源是旅游服务，其次是运输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以及保险服务。这种结构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有密切的关系。“预计在未来，这种产业结构的不平衡特点可能会有所调整。”周密。
战略谋篇重点突破
《服务外包》：作为指导“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工作的顶层设计，您认为《服务贸易十三五规划》有哪些新亮点和新突破？
周密：《服务贸易“十三五”规划》特点鲜明，内容丰富。《规划》以大局谋势，以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地位显著提升与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的基础条件，以及外部国际经贸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现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增强内功的抓手，注重战略谋篇，重点突破，线面结合，以“一带一路”为对外拓展的重要方向，探求规则引领，鼓励多样合作。《规划》具有较强的前瞻性，符合中国经济和全球经贸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优化境内布局”部分，《规划》提出打造北京、上海、广东等三个服务贸易核心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个服务贸易集聚圈，东部沿海、沿长江经济带和西北等“两横一纵”服务贸易辐射带，与我国“十三五”区域发展部署相契合，有利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与其他发展政策形成合力。
“优化境外布局”部分，《规划》提出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巩固传统市场并培育新兴市场。在新兴市场方面，《规划》着重提出三个方向。一是加强与具有独特产业优势的国家的服务贸易往来，促进产业升级；二是积极发展与拉美的服务贸易，配合中拉产能合作；三是以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带动中非服务贸易发展。
除了整体上的新谋划外，《规划》还对重点和特色的服务贸易领域发展提出要求，对于服务外包等我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且特色的服务贸易领域或模式提出了具体的增长量化指标，为《规划》的落实和进一步检验提供了参考。
《服务外包》：《规划》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行了战略布局，您认为，要形成内外联动、开放发展的服务贸易新格局，需要从哪几个方面重点着力？
周密：服务贸易发展与产业、环境和市场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在经济总量上与美国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要实现服务贸易发展内外联动、开放发展的新格局，应在未来一段时间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引导和培育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服务企业。国内产业是国际贸易的基础，要保持持续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需要创造氛围，引导要素集聚，做大做强服务企业。对不同类型的服务企业应采取重点而有区别的方式，通过人才的培养、技术研发的支持和有效的市场竞争，鼓励企业通过资本全球优化组合，提升品牌知名度、扩大市场占有率。
第二，推动和增强服务贸易国际发展环境。积极参与服务贸易领域的多边、诸边和双边经贸协定，与WTO各成员共同努力落实《贸易便利化协定》，降低贸易成本，继续推动多边框架下的创新；在包括“一带一路”等在内的区域内，探索共商服务贸易发展的国际规则，为加快各国经济复苏提供支撑；推动更为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改善服务贸易发展的环境。
第三，规范服务进口环境，提升服务消费层次。做好服务贸易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对各类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在国民待遇基本原则下尽量从高标准要求，为消费者提供具有全球领先品质的服务体验创造环境。对于消费者在外享受的服务，与主要服务提供国加强过程监管协调，保障消费者在境外消费的合法权益。
第四，做好基础工作，降低服务贸易发展风险。经济危机再次证明，后工业化的国家仍然需要必要的制造业。中国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并非完全摒弃自身在货物贸易上的现有优势，应因地制宜，发挥现有优势，谋求服务贸易领域的新优势。政府可与相关的行业组织共同探讨，以现代技术为手段，提供信息匹配，做好流程监督和源头管理，切实降低发展服务贸易的风险。
《服务外包》：《规划》提出打造北京、上海、广东三个服务贸易核心区？在您看来，如何才能真正成为服务贸易的核心区？对于这三个核心区您有哪些好的发展建议？
周密：服务贸易的核心区，顾名思义应该是对服务提供者具备较强吸引力、能够引领重要领域服务贸易发展潮流与趋势，并对其他区域产生较强辐射影响的区域。与传统的制造业类似，服务业也通过服务外包等方式协同各方发挥优势、分享服务产业链各环节的价值增加；与传统制造业不同，服务业的产业配合对物流运输的依赖相对较弱，对空间距离相对不敏感。三个核心区的建设水平，将在“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决定着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国际地位。对核心区建设，我有几点想法：
第一，结合各地特点，形成各自拳头产业品牌。服务贸易领域范围很广，各地需要选好发力点，在特定行业领域有所突破。北京的文化和科技品牌、上海的金融与航运品牌、广东的粤港澳一体化发展都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加强核心区建设，需要在全球范围强化这些已有的品牌影响力，形成特色鲜明的区域形象，成为中国相关服务贸易发展的引领。
第二，把握关键要素，超前布局引领国际趋势。吸引符合核心区品牌形象的重点企业，在区内落地，鼓励科研成果转化，提供更适合人居的生活、工作环境。建设公共数据服务中心，降低企业与服务贸易相关的基础硬件投入成本，提高信息安全等级。立足重点行业国际前沿，通过多种措施相结合，鼓励创新，支持新服务应用，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分担创新风险、共享收益。
第三，注重产业配套，试点开放全球配置资源。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珠三角与粤港澳合作等重大区域合作和发展机制，既注重《规划》提出的服务贸易集聚圈内各地的配合、注重用好现有的制造业发展基础，又放眼全球，通过服务业开放试点经验总结和推广，持续扩大服务业开放，吸引全球产业相关资源集聚，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支撑力。
引入外来优势资源形成新的增长点
《服务外包》：目前，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难点和重点在哪些领域？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突破？
周密：目前，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应与经济产业的转型升级相适应，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效支持，探索可能突破，可以分解为“三去一降一补”。
“三去”涉及的国际产能合作是互利双赢的发展理念，但要实现有效推进需要提供系统的支持，服务业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应加强与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国家间的金融服务贸易，支撑产能合作的教育服务贸易、特许权和专利费转让等领域。
“一降”需要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加快推进信息服务、运输服务、批发零售服务的发展，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在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的情况下，上述服务贸易领域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加。
“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点，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不断引入外来的优势资源，形成新的增长点。应努力促进研发服务、文化服务贸易、专业服务的发展，为弥补经济发展短板提供有效支持。
《服务外包》：早在从1995年开始，我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近年还有扩大趋势。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周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似，都是各国的商品或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基于国际分工的交换行为。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产业的全球分工更为细致和复杂，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也更多，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出现新的特点。但总的来说，作为微观企业和个人交易行为汇总而得的国与国间贸易额，本身存在流向和流量上的不均衡应是发展常态。
长期以来，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是旅游服务，其次是运输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以及保险服务。这种结构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有密切的关系。预计在未来，这种产业结构的不平衡特点可能会有所调整。
旅游服务领域，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强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与各旅游目的地国简化旅游入境手续、扩大吸引外国游客的力度相结合，成为我国出境游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此类出境需求还会保持增长。但也应看到，伴随国内各地旅游设施的完善和国际知名度的提高，来华旅游的人数也会保持增长，旅游服务出口也有发展潜力。
运输服务和保险领域，涉及货物运输险的服务进口可能伴随加工贸易在货物贸易中占比的降低、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而逐渐出现贸易平衡的转化。中国保险服务企业在拓展国际网络、为企业提供跟随式服务方面的能力更强，有利于减少货物贸易出口对国外保险服务提供者的依赖。
专利使用和特许权费用方面，中国依然鼓励加大技术合作，鼓励企业积极利用全球的先进技术，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但伴随欧美主要国家经济的复苏，加之部分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技术引进的难度可能增加。中国在半导体和信息产业上的科技水平上升，对通讯类专利使用的依赖性降低。而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技术出口的规模增加，此类服务出口的规模增加，也有助于改善贸易逆差状态。
《服务外包》：经过“十二五”时期的发展，我国服务进出口稳居世界第二位。您如何判断“十三五”期间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从数据来看，服务的大规模进口是我国能稳居世界第二的主要因素，这一现象是否还将延续？
周密：从历史来看，一国的服务贸易发展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主要由三个方面因素所决定：第一，伴随经济实力的增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渐向外转移，服务企业竞争力增强，服务业的国际比较优势提高，在全球服务贸易出口中的位置得以稳固。第二，伴随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的继续开放，一国居民消费国外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的能力增强，服务贸易进口的需求稳定。第三，科技进步和业务创新的发展使得更多的服务“可贸易性”增强，为服务贸易的发展创造空间。
“十三五”期间，中国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有利好，有利于实现《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继续巩固甚至提升中国的服务贸易国际地位。
第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长三角、珠三角和北京等地区，已经出现了服务业增加值占经济主要比重的现象。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东部率先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可期。同时，中西部地区为降低其海路运输成本较高的劣势，也着力发展服务贸易，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服务贸易出口发展奠定基础。
第二，中国消费者使用国外服务提供者服务的意愿和能力显著提升，出境游和国外留学表现尤为突出。伴随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个人休假制度进一步完善，上述传统服务进口仍会保持增长。另外，中国的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有望进一步提高，为外资服务企业在华通过商业存在方式提供服务创造更多机会，有利于新的服务进口增长。
第三，在“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引导下，中国已逐渐成为全球创新技术、理念集聚的重要空间，技术进步对于服务贸易的推动有望更多在中国得到优先使用，为服务贸易的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把握“一带一路”机遇
《服务外包》：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服务进出口额合计1222亿美元，占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5%左右，远低于“一带一路”区域占货物贸易进出口25.7%的比重，原因何在？对于“十三五”期间，我国在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您有哪些建议？
周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服务贸易占比低于货物贸易占比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一带一路”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占比较大，许多国家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农业、能矿产业和手工业等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较高。服务业在各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发展水平相应不高。各国服务企业与其他国家服务企业的产业链配合较少，服务消费者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消费能力相对较弱。第二，“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普遍不高。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的发展除对市场准入条件敏感外，受准入后的市场监管和要求的制约较强。缺乏稳定、完备的发展环境，企业难以有效投入资源、开发市场。第三，“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现在时间仍然较短，各国政府还在共商推进路径，各种相关举措还未发挥有效作用，服务贸易的发展还需要时间。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继续发展，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在内的经济有望逐渐进入上行通道，应把握机遇，为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为此，应利用包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在内的机遇，启动区域协同发展环境的正式行动，联合研究、分析制约影响各国经济复苏的关键服务贸易领域，采取协同行动，降低服务贸易发展的风险。评价和更新《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减少企业发展服务贸易的不适应性和担忧，降低服务贸易发展风险。
《服务外包》：去年2月，国务院批复了期限为两年的15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经过一年多的发展，试点的效果如何？您认为十三五期间，这些试点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周密：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大，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正是鼓励地方利用自身的优势，主动探索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路径。现有的创新试点，不再是以优惠的政策为吸引点，更多是为了创造有利于服务贸易发展的环境。一年多以来，各创新试点城市都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在促进本地服务贸易发展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试点经验的推广积累了经验。
“十三五”期间，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还需要做好几项基础性的工作。
一是做好统计基础工作，根据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最新发展，提高对服务贸易发展状态的把握能力，为接轨国际服务贸易相关工作、谋划和推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提供基础。
二是加强相关部门工作的协调和对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在部门职能调整和协同促进方面进行试点。
三是强化服务贸易发展的法律法规建设，梳理和调整地方与服务贸易相关的规范和政策，增强对服务贸易发展的保障，避免违反国际通行做法和我国对外承诺，为对外参与国际规则修订和对外谈判创造良好环境提供必要的法律环境。
《服务外包》：“十二五”期间，服务外包的年均增长28.3%，远高于服务贸易的增速。但近两年，由于国内人工成本的上升，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在减弱，企业都逐步转向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的欲望也越来越弱。在政策层面应该作何应对？如何判断“十三五”期间服务外包的发展前景？
周密：服务外包是服务业的产业链分工和配合方式，分为在岸和离岸两类，只有离岸的服务外包才被计算入服务贸易额。与货物贸易相似，企业纷纷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多年来，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在信息技术外包（ITO）和业务流程外包（BPO）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优势，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菲律宾、印度等国相比，中国的人力成本近十年来增长较快，对各行各业都提出新的课题。企业对市场的反应直接而迅速。近年来，伴随人力成本的上升，许多服务外包企业已经做出了积极响应，减少在人力密集型业务上的投入，努力增加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业务比重。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应更多的发挥引导和服务的作用。企业将外包的目标市场从国外转向国内是其根据市场发展状况做出的选择，没有必要继续通过政策去保护或保留不具备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业务。但是，政策的引导作用不可忽视，局限于现有业务领域容易固步自封。为促进我国服务外包的持续增长，应根据国际经济、技术的发展趋势，鼓励服务外包企业把握机会，抢占发展高地，形成先发优势。
“十三五”期间，全球产业格局仍在调整和变革，中国以服务外包方式参与服务产业国际分工具有较强的优势。合理评估和真正发挥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示范效果，需要调整和升级发展思路，通过优化竞争环境、增强要素支撑，有效提高我国外包企业获得价值增加值。